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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賀東航:新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經驗、特征與核心動能
  •  2019-09-30 14:37:31   作者:賀東航   來源: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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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經驗、特征與核心動能

    作者:賀東航  來源:《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4期

     

    新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經驗、特征與核心動能

     

    賀東航(復旦大學特聘教授)  

      

    摘要:有關中國現代國家構建這一課題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具備充分的“時空素養”。在對以往知識譜系中,不少學者是以線性發展的思維模式來套用和理解,然而中國現代國家構建是在一個充滿矛盾的、非邏輯的、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的世界中展開的。首先是復線式特征。在中國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存在國家與政黨、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社會、國家與軍隊、政黨與軍隊、國內與國際、中央與地方、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等多條線索,各種線索交織在一起并還處于重構過程之中。其次是共時性特征。中國現代國家構建表現為空間上的時態分殊和時間上的時態疊加,不同地區因發展差異分別“占據”著不同的“歷史”,政治發展在中國場域下呈現出并起狀態而非線性式繼起。復線式與共時性反映了量子糾纏的特性。我們可以把中國國家構建活動看作是一個量子場的運動,里面有彼此聯系的能量場,有著多對的“量子式”糾纏,分別是地方自主性與國家統一性、快速城市化與鄉村社會的變遷、互聯網大數據社會的來臨與政治生態的嬗變、合法性基礎的轉變與意識形態的張力、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支持力與壓力、國家構建中制度化與民主化等。每一對量子糾纏的兩個量子都處于一種關聯狀態,這些變化構成了目前中國國家構建需要面對的重大課題。從中國發展經驗與發展動力來看,有三個方面可以應對復雜性情勢, 一是需要存在一個中心來化解“量子糾纏”,這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二是需要地方政府與基層社會的創新性;三是在中國國家構建的未來圖景中,一些主觀性因素如人的作用應當再次被重視。因而在中國國家構建的過程中,不能忽視政治領袖的作用。    

    關鍵詞:現代化;國家建設;政黨與國家;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社會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17AKS005);福建省高校“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研究創新團隊”的支持項目(20720181108)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為總結國家建構的成功經驗,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路徑,本文從國家與政黨、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角度對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重要經驗進行總結;同時抽象出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主要特征,如復線式、共時性、量子態。這些特性提示在未來的中國國家構建過程中存在復雜性與緊張性。由于中國國家構建的量子態特征,必須要有一個中心,以中心來控制所有的量子糾纏,由于中國現代國家是在中國共產黨主導下構建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因此成為現代國家建構的中心與核心能動者;與此同時,中國的地方政府與基層社會具有極強的創新性,這幾個方面為防范和化解潛在風險提供了強大動能和支撐保障。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現代國家構建的三個重要經驗

    )國家與政黨“黨領導國家”的邏輯與實踐

    在后發型的國家構建中,政黨往往扮演核心能動者的角色。20世紀初,當中國現代國家發軔時,為了克服中國社會的低組織化狀態,現代型政黨出現了。作為一種新的政治組織,政黨有若干個明顯的優勢:廣泛的大眾基礎;具有持續性;有自身的綱領和政策;有一定嚴密的組織形態。中國共產黨在師法布爾什維克列寧式政黨的基礎上,根據中國自身的國情,構建了嚴密的基層組織與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確保了黨的絕對權威。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共產黨就以強大的組織結構和整合能力有效地動員與組織基層群眾參加斗爭,為共產黨贏得了政權。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主權國家雖基本形成,但民族國家構建的任務和經濟發展的壓力仍舊緊迫。中國共產黨作為獨立的政治權力支配國家政權建設,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建立了“黨領導國家”的體制,并依托計劃體制實現國家經濟動員能力的提高。1949-1978年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國家政權建設,實現了近代以來其他政治權力進行國家建構都無法企及的政治社會經濟目標,也為1978年后40年的改革開放提供了穩定的政治制度構架。20世紀80年代,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中國共產黨開啟了從“革命—改造政黨”到“改革—發展政黨”的轉換,并對執政理念進行了調整。無論是國家政權的重建與行政體制的改革、精英的吸收與轉換,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抑或社會管理制度的創新,都來自于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并以黨的權威為其提供保障。陳明明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引領民族復興“舍我其誰”、主持國家大計“當仁不讓”的強烈歷史使命感,驅使其確立為保證中國社會平穩轉型而追求“長期執政”的戰略目標。因此,黨要維護自己在國家體制中的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的地位以及在整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軸心,并用黨的“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作為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制度要求之一,它的運行邏輯、權力配置、行事風格具有濃厚的黨義治國、黨組治國、黨紀治國、黨首治國、黨員治國的特質。[]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現代國家是一個“黨領導國家”體制,它是一種新型的國家與政黨關系。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現代國家建構歷程來看,“黨領導國家”體制有效地調節了黨政之間的協調關系,而且這種模式更符合致力于構建理性政權與發展型國家雙重任務的中國國情。20世紀80年代中央曾提出“黨政分開”,其初衷在于實現現代國家的規范化與制度化,通過專業分工、規則導向的政府職能體系維持國家的常規化運行,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是,作為復雜程度高的后發國家,中國要致力于趕超式目標,政府治理的制度性能力不足且面臨的轉型期各種問題,需要有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來整合資源和落實政策。[]在這種背景下,強化執政黨對國家的“全面領導”是一種必然,因為“在規制型政府未確立時,國家若缺乏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力量和權威支持,無法順利動員國家資源,無法實施國家政策,無法有效維護社會秩序,無法保障國家高速的經濟發展成績……從而,‘以黨領政’本身即是一種制度安排,也是一種戰略考量”[]

    “黨領導國家”體制表現為對現代國家政權合法性基礎的重構和重大公共政策的實施。1978年后,從宏觀上來看,國家政權合法性基礎有兩次重要轉型,一次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人對合法性的訴求轉向了政績合法型,中國共產黨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大力發展生產力。第二次轉型是在進入新世紀后,當績效合法性面臨困局時,中國共產黨及時提出了“五大發展理念”,通過強調社會公正和“以人民為中心”進行新的合法性基礎重構。在落實政策和執行政策層面,中國共產黨啟動“黨的工作領導小組”運作機制,由黨委牽頭組建的領導小組能夠打破官僚制系統制度化的條塊關系,加強部門間的協商,并通過自身政治權威、行政資源與物質動員能力推動了重大公共政策的執行。[]正是由于這一體制使中國共產黨能統一行動,迅速將各種發展訴求轉換成國家目標并予實施,使中國取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各項事業的重大成就。這些成就包括:(1)物質成就,這是制度化建設績效最生動的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間,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都取得了巨大的增長,各種基礎設施建設、人民生活水平等諸多方面取得驚人的成果。(2)制度成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的體制機制日益完善,制度化建設的觀念已經深入到具體政策領域。(3)秩序和安全。動蕩、不穩定原本是每一個國家和地區現代化進程必然經歷的,但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的國家轉型時期,在經歷了高速的經濟發展、劇烈的社會變化、億萬農民入城等情景下,使得本應對社會秩序和社會安全產生沖擊的因素被控制和消解,中國社會秩序和安全依然保持著較好和較高的水平。

    (二)國家與市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在現代國家構建過程中,經濟基礎的變化是其根本的決定力量,而市場是其基本動力。國家與市場的關系表現為:一方面,市場試圖努力地擺脫國家的干預,形成獨立的經濟領域,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為了克服市場失靈又需要國家宏觀調控,推進政府行為的理性化和法治化,維護市場秩序,使整個經濟快速、健康、持續有序地發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完全控制了經濟領域,計劃經濟體制主導國民經濟生活。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在經濟上實行統一的計劃生產、計劃消費,市場發育比較緩慢。1978年后,國家提出“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政府引導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直至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式確認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在其間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市場的擴張期,國家扮演無為而治的角色;第二階段是國家對市場經濟的主導與推動;第三階段是國家對市場的監管強化。在這三個發展階段中,伴隨著市場的發育與壯大,公共權力也得以構建和成長。

    第一個階段是市場的擴張期。1978年后,隨著市場的逐步引入,一些地方政府根據本地的具體情況和民眾的利益來“靈活”執行國家政策,既不公開支持跟國家政策不一致的經濟行為,也沒有堅決反對這些市場經濟行為,這在事實上給予地方民眾較多的自由度和自主權,讓他們可以根據市場需求來組織生產經營,這是早期沿海一帶如廣東和福建市場經濟迅速擴張的原因之一。一些地方政府還為當地的鄉鎮企業(事實上是民營企業)進行了“適應性調整”以規避“政治風險”,同時幫其獲得“合法”的經營身份,包括推出“聯戶集資企業”這一概念,為民營企業提供了合法身份。一時間民營企業異軍突起,但同時也產生了不少市場失序的現象。

    第二階段是國家對市場經濟的主導與推動。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政府由“保護人”向“引路人”轉變。國家提供優惠的政策以吸引外資,主動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對市場進行規范整治等。國家采取了“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的思路,國家有關部門每年都會搭臺組織舉辦交易會、調劑會和邊境貿易會,加強經濟協作和市場協調,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服務。與此同時,20世紀90年代形成的壓力型體制和競標制度,國家通過下達各種考核指標,促進地方政府主動與市場親和。此外,政府還主動加強了與民營企業的聯系,一方面新的經濟群體(企業精英)通過人大、政協進入國家體制;另一方面,國家通過制訂多部法律法規推進了市場經濟的法治化,并采取諸多舉措發展公共服務系統,健全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體系和統籌城鄉一體化。

    第三階段是國家對市場的監管強化。市場的極速擴張帶來了很多問題,如市場布局不盡合理、市場秩序不規范、誠信不彰、環境污染、資源高耗、貧富失衡等。為了解決市場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問題,國家提出了新的發展理念,即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來回應社會和民眾的期待。特別是進入新世紀后,國家把飛行檢查常態化與集中整治精準化有機結合起來,在強化對市場的日常監管的同時,積極發揮環保等部門的作用,協調好國土資源環境保護與市場經濟發展的關系,推動富強文明和諧美麗中國建設。

    由此可以看到,在國家建構進程中,中國采取了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做法,國家沒有建構“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模式。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一度經歷了“市場經濟”的失序,但進入新世紀后,國家通過“反向運動”[],緩解貧富懸殊狀況,實施強力的財政政策,抑制金融泡沫,推動全面的創新。雖然市場經濟仍在資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但國家通過再分配的方式,在民生服務等領域進行“去市場化”和“去商品化”,讓全體人民共享市場經濟的成果,同時,國家和社會一起分擔了市場運作的成本。總的來說,改革開放 40 年的中國國家構建就是一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追求國家與市場關系合理化的過程。

    (三)國家與社會:共生共存

    現代國家的構建是一個不斷尋求國家與社會、市場關系合理化的持續性進程。一般來說,在現代國家發展過程中,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會催生出具有主體性、平等性、參與性的現代公民意識,從而塑造出一個相對獨立于國家的民間社會,它把公共權威與私人領域分立開來,在它們之間建立起給個人提供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公共領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逐步建立了一元化的國家—社會模式。各種社會組織與社會團體必須掛靠黨政機關的相應部門;同時,在各社會組織內部也相應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對社會的控制開始逐步松動,總體性社會結構也隨之出現分化。在城市地區,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民間經濟組織的出現,帶動了城市的職業分工和社會結構的分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新涌現出各類民間社會組織,包括因應中國社會不斷滋生出新的利益訴求而產生的“兩新”組織。這些組織承擔了部分的社會責任,在某些領域協助政府進行治理,以實現多元合作治理。這種治理模式對中國國家構建具有積極的意義。

    首先,它通過重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形塑了現代國家,國家不再對經濟發展和社會事務“大包大攬”,在有些公共領域采取尋找可靠的第三方組織實現從政府管理向社會治理的轉變,民間組織是承接這一職能的合適對象。這些民間組織在國家讓渡的空間內采取“自愿性替代”或“交換性替代”方式,包括為其會員和對象提供相關服務,協調與政府的關系;利用自身豐富的社會資本,節約組織間合作的交易成本;通過提供就業、培養人才、提供管理信息等方式團結社會,構建社區共同體[],使得國家的社會管理成本和對委托人的監督成本大大縮減,從而達到“雙贏”局面。

    其次,這種治理模式還催生了現代公共精神。“有效參與社會事務管理的行為自覺,是公民主體性、自主性、自覺性的彰顯過程,是多元治理主體之間交互行為的投射,是公共精神主體人格的塑造與建構,為公共精神勃興奠定了主體基礎。”[]一些“兩新”組織通過各種平臺,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形成了地方社會獨特的參與文化,提高了他們參政議政的能力和水平。同時,隨著法治的不斷完善,公共權利意識也在覺醒,加上網絡公共論壇和網絡公共治理空間的出現,在潛移默化中培養了民眾的現代公共精神。正如林尚立指出:“社會力量的生長,深刻改變了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原有權力格局,使黨國一體的一元化的權力格局向以黨的領導為核心,黨、國家和社會三者相互作用的三位權力結構轉化。中國的政治發展的動力結構,也從單一力量推動向多元力量推動轉化,來自經濟、社會以及地方政府的利益要求與發展期望,逐漸成為推動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現代國家建構是由黨和政府主導,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中呈現“強政府性”和“國家性”色彩,但這并不意味中國社會因此凋敝;相反,中國社會也呈現豐富多彩的面貌,既有傳統的也有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特征,社會不斷滋生出新的利益訴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現出“強社會”狀態。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并非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是呈現“雙強”關系和共生共存。

    二、發展的復線式與建構的共時性: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本土化特征

    在現代國家構建歷史上,不同國家在進行國家構建時都面臨著相似的任務,也受到相似因素的影響和作用。然而,在分享共性的同時,每個國家各自的國家構建歷程又呈現出相互迥異的面向,這是基于各國的歷史、文化與權力結構而形成的異質性。楊雪冬認為,對中國現代國家構建這一課題的研究需要考慮時間坐標、空間坐標和風險維度。時間坐標有世界時間、中國時間、地方時間以及個人時間,選擇不同的時間尺度來評價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成就,就會發現一個問題: 制度遺產的時間疊加問題。在中國國家建設中,有的制度起源于革命時期,由于當時的目標設定不同,往往會與建設時期、改革時期的制度形成張力,造成了制度的理想目標與個人感受之間的反差: 一是感到政治發展“滯后于”社會的預期;二是出現“趕公共汽車效應”(這一趟沒趕上,下一趟也趕不上),這主要是在政策傾斜上,一部分社會群體認為自己沒有趕上,引發了心中的不確定感、被剝奪感和落差感。在空間坐標上,中國地域空間的多樣性呈現出不同的治理邏輯,相互之間存在交叉、契合與矛盾,造成了國家治理的復雜性。從風險維度來看,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是以國家為中心的風險治理機制。政黨和國家仍然承擔著應由社會和市場承擔的風險。此外,中國的國家建構還面臨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的擾動。[]

    楊氏的分析啟發了筆者的思考。筆者認為,由于對中國現代國家史的研究是一種后驗地重建歷史存在的“構思過程”,需要有歷史哲學的思維。迄今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思維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17世紀以來形成的近代經典物理學的哲學思維為前提。這一前提的核心是事物應該具有確定性、實在性和定域性。比如,我們可以測出物體的速度和位置,這是它的確定性;事物的存在不依賴于觀察者,它都按照自然之道在運轉,這是它的實在性或客觀性;定域性說的是兩個互相遠離的地點或事物,不可能產生瞬時的超距離作用。在對中國現代國家研究的知識譜系中,不少學者是以線性發展的歷史哲學思維模式來套用對中國現代國家演變過程的理解。

    與經典物理學不同的是,20世紀量子力學的誕生和概率論在科學研究中的廣泛運用,或然的因果決定論和選擇論成為當代科學研究的重要思維方式,科學研究更加注重事物發展的或然性、多元性、相對性和模糊性,強調共時態的結構性分析。在量子微觀世界里,非確定性、主觀性和瞬時超距作用是其主要特征。從根本上講,只有以概率的規律而非“普遍規律”,才能理解量子理論在看待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可能性而不是確定性的意義。美國政治學家亞歷山大·溫特( Alexander Wendt)在《量子意識與社會科學》一書中提出了“波函數”(wave function)理論,分析人類社會現象的波動性、周期性、躍遷性、態疊加性、糾纏性等量子特性[]。事實上,中國的現代國家構建也是在一個充滿矛盾的、非邏輯的、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的世界中展開的。它不是由單維度因果關系所決定,而是多種維度的因果關系共同構成現代國家構建圖景。因此,需要我們以量子理論的思維方式來看待中國現代國家構建,以觀察和把握其重要的本土化特征。

    首先,從歷時來看,中國的國家構建突出表現為發展的復線式。復線發展觀是在對線性發展觀進行反思和解構的基礎上提出的。以往的線性發展觀將歷史發展視為連續的、一維的、單向的進化發展。如以“復線史觀”來看待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路徑,則會獲得很多啟示:一是打破原有單線敘事,挖掘出被壓抑甚至湮沒的中國現代國家發展的其他多重線索;二是復線發展觀認為,歷史并不總是從落后到進步,歷史的發展可能反轉,關鍵在于還原特定歷史時空的國內外背景,以此重現現代國家建設復雜的權力關系和演化過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存在國家與政黨、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社會、國家與軍隊、政黨與軍隊、國內與國際、中央與地方、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等多條線索。在這些交織的線索中,國家與社會、國內與國際、中央與地方等重要線索都還處于重構過程之中,很多尚未穩定,這隱含著潛在的制度風險。因此,在中國現代國家構建過程中,制度構建與制度消解往往同時進行。有些方面的制度得到優先設計、有效處理和強化,如政黨與軍隊、國家與市場。有些制度則在重構之中,如中央與地方關系。這些線索體現了多種政治與社會力量的角力和相互作用,而某些偶然因素或關鍵時間節點的轉折可能會導致中國的國家建構走向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正是這種復線式發展的特征,決定了國家構建歷程“充滿曲折、呈波浪狀和復線式發展”[]。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不可知論或歷史虛無主義,而是說要以開放視野面對未來,不能以單線思維來考慮問題。

    其次,要把握中國國家構建的共時性特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代國家構建在復雜的歷史時空疊加上展開的:一方面表現在空間上的時態分殊,不同地區因發展差異分別“占據”著歷史、現代到后現代等不同時間段;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時間上的時態疊加,現代國家的多重構件在中國場域下呈現出并起狀態而非線性式繼起。

    中國擁有約 960 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東、中、西三個地區在地理氣候條件、交通位置、經濟基礎以及民族文化等各方面差異懸殊,由此決定了中國在統領、管理、整合其管轄領土及其生活于其上民眾空間規模巨大[]。從國家建設與治理的角度看,龐大且復雜的國家規模將使國家構建任務復雜化并給核心能動者帶來沉重的負擔。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更加突出。在沿海坐落著包括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型城市,這些城市基礎設施完善,信息通信設備發達,經濟集聚效應顯著,人均擁有財富的水平居于國內第一方陣。這些城市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著名城市如紐約、巴黎、東京等相差無幾,已達到世界發達水平。而在貴州、云南、寧夏、甘肅等貧困地區,還有一部分人無法享受到現代科技進步帶來的便捷和舒適,有些人甚至連基本的生活需求都無法保障,現代的城市生活距離他們相當遙遠。現代的、傳統的、本土的、西方的都集合在同一國家,這使得中國的國家構建存在“共時性”,共同地存在于同一國家轄域之中,呈現出空間上的時態分殊。這種共時性導致國家構建任務的復雜性程度高。

    三、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量子糾纏特性

    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復線式與共時性反映了量子糾纏的特性。如前所述,在量子理論的思維方式中,一個粒子可以被跨越很遠空間距離之外的事件影響。這種復雜的遠距離的相互作用可以用不可分原理來解釋。當兩個亞原子粒子相互作用后,即使將來分開到不同位置,它們仍保持聯系。即使相隔十分遙遠的距離,一個粒子的任何量度都會自發地影響另一個粒子。此原理提示我們,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各要素都是一個相互關聯的復雜整體的一部分,而每個局部都影響著其他部分,因此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眾所周知,“黑天鵝”事件概率雖小,可一旦發生,就會帶來巨大的損失。我們可以把中國國家構建活動看作是一個量子場的運動,里面有彼此聯系的能量場,有著多對的“量子式”糾纏,分別是地方自主性與國家統一性、快速城市化與鄉村社會的變遷、互聯網大數據社會的來臨與政治生態的嬗變、合法性基礎的轉變與意識形態的張力、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支持力與壓力、國家構建中制度化與民主化等。每一對量子糾纏的兩個量子都處于一種關聯狀態,如果其中一個量子狀態發生改變,另一個量子的狀態也會發生變化。這些變化構成了目前中國國家構建需要面對的重大課題。

    (一)地方自主性與國家統一性的張力

    事實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權威與地方分散主義之間一直存在著張力。不過,1978年之前,由于中央政府權力高度集中,加上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中央到地方呈現相對同質性的政治生態結構體系。1978年后,由于國家的放權和激勵措施,以及財政“分灶吃飯”的各種包干體制,地方具有了相對獨立的自主性,地方政府有更大的動因去推動地方的現代化目標。至 20 世紀 90 年代中后期以后,地方政府在多層次、多角度、多領域進行制度創新,甚至形成了一種“地方政府創新”的治理潮。但是,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自利性往往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自主性是積極和活躍的,能帶來積極的地方治理,自利性則是導致國家權威碎片化的因素,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權威的碎片化會有可能演化成“治權分割”的局面,而“治權分割”的極端結果則是走向一個國家的“主權分割”和“治理破碎”狀態。

    在國家治理結構中,如果地方的自利性增加和持續擴大,地方政府的逐利行為就會變得有恃無恐,出現地方各自為政,就會發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撕扯,而這種權力撕扯又將折損國家治理水平和績效。在這個時候,“中央權威”往往就會提出來,強調要維護黨中央權威,反對分散主義和地方主義。2012年黨的十八大后,為了應對復雜繁多的社會政治經濟事務,實現改革和發展的諸多目標,擺脫政策落實的各種梗阻問題,國家統一性再次提出來并得到強化,“黨的全面領導”突破了地方主義的頑疾,化解了公共政策在央地執行的張力,推動重大公共政策在地方的落實。當然,在強調“黨的全面領導”和“高位推動”[]過程中,那些以地方作為主體的改革如何改、如何變,如何協調地方性創新和全國性制度整合之間的關系,如何為地方性創新提供宏觀制度上的支持和激勵并建立更有引導性的約束框架,以及如何把地方性創新逐步有序地推廣,歸根到底,地方自主性與國家統一性如何平衡?這些是未來中國國家構建亟須面對的課題。

    (二)快速的城市化與鄉村社會的發展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成為國家構建最為直接的動力。經過40年的發展,中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位,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在實現國家富強之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當前,我國正處在結構調整、轉型升級和決勝小康的階段,有許多問題和挑戰需要應對,在“國家—市場—社會”的關系鏈上,有一個挑戰正在出現,這就是當前國家構建中的快速城市化進程與鄉村社會變遷的矛盾。

    無論是從國際比較還是從效率估算來分析,中國的城市化都是相當快速的。從1978-2016的38年間,中國城市常住人口從1.7億增至7.93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從17.92%上升至57.35%,戶籍城鎮人口有5.77億,戶籍城市化率為43.9%。戶籍城市化率比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要低13.45個百分點,提示有農村戶籍卻常年在城市工作的人口約1.83 億,這約2 億人被稱為“農民工”。同時,中國城市總數從193個增加到656個,其中,直轄市4個,地級市291個,縣級市361個,迅速形成以大城市為中心、中小城市為骨干、小城鎮為基礎的多層次的城市等級體系。[]以生產要素集聚、人力資本積累和現代技術創新為標志的城市化,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奇跡。但與此同時,快速城市化也給中國帶來了諸多挑戰,如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滯后于土地城鎮化、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住房供應結構性矛盾突出、違法違規用地屢禁不止,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以及不同社會階層收入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受到土地財政和GDP競爭的影響,中國的城市化更多是以城市空間的擴張和基礎設施的建設為主,對提供就業與社會福利方面投入不足。快速的城市化還導致城市乃至整個社會出現經濟社會問題。如加劇了全國土地資源的緊張和人口增長的壓力、土地資源浪費嚴重、耕地迅速減少、農村勞動力過多轉移、拆遷所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等。快速的城市化還使社會管理問題凸現,如人口流動、治安復雜、勞動糾紛等,嚴重影響城市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為了應對這些問題與挑戰,國家啟動了第二次農村社會改革,對農村社會進行治理和注入振興動力。第一次的農村社會變革是發生在1978年的改革開放初,當時國家從變革農村生產關系入手,解放了農村社會的生產力,推動了農村社會的商品化、工業化和市場化,市場化成為影響農村治理主要因素。第二次農村社會變革是從 21世紀初開始,國家先后啟動了取消農業稅、惠農下鄉、脫貧攻堅戰略、美麗鄉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等多個行動計劃。特別是2015年啟動的精準脫貧攻堅戰中,全國1000多萬的干部投入到對扶貧對象的幫扶過程。為解決鄉村治理精英匱乏的問題,駐村第一書記、大學生選調生、大學生村干部的下鄉制度建立起來。第二次的農村行動戰略表現為國家主動參與建構農村社會與治理規則,國家力量成為影響農村治理的最大因素:一是國家權力對鄉村社會的大規模“回歸”,與當年的人民公社相比,具有高度制度化和技術化特征;二是村級組織建設的重心從村民自治轉向政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以基層黨的組織引領村級的各類組織建設和農村工作。從國家建構的背景來看,這個現象反映了中國國家建構后半程的趨勢和新特征,值得關注。

    (三)互聯網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與政治生態的嬗變

    在現代國家構建過程中,科學技術創新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為國家力量和國家符號的深入提供了基礎和手段;另一方面,它也推動了社會和市場的發展,增強了它們的相對獨立性。進入新世紀后,以計算機、軟件和網絡技術的創新,出現大數據、共享數據和云計算,它們成為21世紀最前沿的科學技術創新,也使得“政黨—國家—社會—市場”關系更加復雜化和多樣化。

    網絡社會的到來和網絡媒介的使用,使民眾擁有便捷有效的表達途徑,為公共意見的生成和民間社會的培育提供了平臺,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政治議程設置。網絡空間的信息傳播具有許多新特征,如低門檻、平等化和去中心化等。網絡上聲勢浩大的公共輿論造成了強大的集聚效應,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政府權力的監督、民間社會的發育以及民眾的政治參與起到作用;與此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如出現網絡公共輿論的“多數人暴政”現象和“假民意”的流行、網絡政治參與可能導致非理性和失真性、主流意見在遭遇民間輿論時有被消解的危險。

    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給現代國家的治理帶來“雙刃劍”效應。從積極面向來說,在小數據時代,政府及相關公共管理機構想要搜集和分析全體公民的公共訴求是件很難的事情,加上大量社會數據信息的結構化分布,使得國家對全面民情數據信息的獲取難上加難。因此,國家制定出來的法規、制度只能近似反映出多數人的意志。而隨著大數據技術的推廣和使用,使得現代國家對信息數據的搜集、占有、分析和預測能力都超越了傳統現代國家:一是信息采集的全面性使得多元主體參與中國國家治理成為可能;二是大數據技術可以對調查對象進行個性化的信息搜集;三是大數據技術使社會治理實現全程信息化;四是民眾可以全方位全天候參與治理; 五是網絡和大數據技術可實現政務電子化。但大數據也對中國現代國家的治理提出了挑戰:首先,大數據時代保護民眾隱私權成為新難題,在國家治理中要制定數據搜集、使用補償和定期審查追責等新的規范和相關法律,避免人民隱私權受到侵犯。其次,大數據可能對社會貧富產生影響,要避免因“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而演化成貧富鴻溝。

    因此,在未來的中國國家構建中,必須重視大數據時代帶來的機遇以及網絡政治參與擴大所引發的新問題。其中,國家的抉擇和制度引導至為重要,目標是要建構一個以公共利益、公共事務、公共意志為基礎,以理性政治文化為核心的網絡社會,實現網絡政治生活的健康有序發展。這是一個國家系統工程: 它要以國家法規體系為保障,構建以公民自主表達與自我約束為主導的參與之道; 以公開、透明、包容為原則的公共管制之道; 以公共機構、公共人物與網民群體平等交流協商的互動之道。

    (四)合法性基礎的轉變與意識形態的張力

    GDP是反映一個現代國家的國力和財富的核心指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GDP增長,直觀地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執政70年特別是近40年的制度績效,具有強化政權合法性基礎的功能。不過,以GDP增長作為合法性基礎具有一定的限度。合法性基礎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它由多種合法性資源要素構成,經濟增長固然具有維持政權合法性基礎的功能,但是GDP至上主義卻偏離了保障政權合法性基礎的初衷。要走出GDP至上主義的迷思,除了制度建設還需要加強道德建設,即國家要努力發現社會轉型期人民普遍的價值訴求,整合價值觀念,重塑信念,并用人們易于接受的語言進行重新闡釋和表達,從而實現道義合法性的轉型。只有人民對某種價值理念和制度安排的普遍認同與忠誠,才會是更加持久、穩定的合法性來源。

    在改革開放很長的一段時期中,中國民眾急于脫貧致富,因此,對“發展是硬道理”表現出高度的認同。然而,經濟增長也會帶來很大的負外部性,加上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質量的改善,民眾對“開發型發展模式”的容忍度不斷降低。一味追求績效合法性,必定會導致合法性困13境。單一的績效合法性策略在應付社會需求結構的多樣化與變動性方面并不是那么自如,因此,這需要對中國現代國家的合法性意識形態體系提出新的闡釋。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意識形態闡釋體系逐步演化成復雜的層次結構,即針對不同接收者有不同話語體系。如何發展和完善有關意識形態、績效與合法性關系的理論,構建連續的總體性認知框架,將成為中國現代國家的另一個重大課題。

    (五)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支持力與壓力

    現代國家構建的外部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忽視中國國家成長的外部因素便難以深刻地理解整個20世紀的中國政治,其中,戰爭和全球化分別是中國現代國家構建在不同兩個階段的主要外部因素。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的一元化領導和動員體制、一體化的社會和經濟管理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在長期的戰爭環境中塑造的。1978年改革開放后,全球化成為影響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重要外部因素。全球化為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初始動力,從外部資金的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學習到外部市場的開拓,中國主動走向世界,通過吸納外部資源和經驗,通過世界市場與中國豐富勞動力的結合,形成支持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濟騰飛的“后發優勢”。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外部源源不絕的資源技術,廣闊而競爭激烈的世界市場,為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升級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與此同時,全球化也帶來一定的壓力。首先,全球化會沖擊民族國家既有的疆界與主權區域。其次,全球資本與金融對現代國家的能力建設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再次,地方分離勢力可能利用全球化做文章,使邊疆問題成為民族國家構建進程中的一大障礙。

    此外,在全球化過程中還出現了“逆全球化”現象,它對中國國內的治理主體、治理結構、治理環境、治理文化、治理效果等產生負面影響。一是某些西方國家從全球化的重要推手蛻變成“逆全球化”的積極推動者,沖擊了世界范圍內的自由貿易,損害了中國在全球化市場體系中的利益。二是阻擋了全球性治理共識的形成,動搖了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基礎,對恐怖主義、貿易規則、金融體制、公共衛生、氣候變化和網絡空間等全球性治理議題都可能形成挑戰。

    因此,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張力使得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外部環境發生很大的變化,需要我們提出有效的制度化應對機制。

    (六)民主化與制度化的張力

    民主化和制度化都是國家構建的重要內容。在中國國家構建中,民主作為國人追求的一種目標與價值,包含了民眾的許多期待,如實現社會公平、維護公民權利、反腐和對政府的監督等,民主化因此承擔著超出其自身的功能,甚至被某些人看作是擺脫一切政治困境的靈丹妙藥,對民主的憧憬使我們極易忽略制度化的重要性。

    優良的制度體系是中國政治文明發展的重要訴求與價值。制度不僅僅包括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還包含著特定社會的傳統習俗、行為與文化模式,以及構成制度的規則、規定、規章等。在現代國家構建進程中,執政黨和人民都需要創造一個穩定且持續的現代制度體系,因為現代制度體系合理界定了個人權利和公共權力的范圍和界限,能夠保障個人自由和社會機體的正常運行。因此,要應對民主化浪潮帶來的壓力和挑戰,需要建構優良的制度體系。只有在理性和牢固的現代國家制度基礎上才可能實現民主。

    四、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核心動能與支撐保障

    中國現代國家的復線性、共時性和量子態等特性,提示著未來的中國國家構建過程中將存在14著復雜性與緊張性。從中國發展經驗與發展動力來看,以下三個方面為應對復雜性情勢、防范和化解潛在風險提供了強大的動能和支撐保障。

    一是存在一個核心能動者。從量子態來看,量子態處于一種混沌的狀態,必須要有一個中心,以中心來控制所有的量子糾纏。如前所述,當前的中國社會結構在不斷分化,多元文化縱橫交錯,而地方有各種各樣的自主性。中國就像是一個“混沌、量子糾纏的、巨大的場”,需要存在一個核心能動者。由于中國現代國家是在政黨主導下構建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政治體系的設計者和建設者,扮演了現代國家的核心能動者角色,它包括:(1)有一套科學而系統的理論學說作為思想基礎;(2)有一個關于未來社會遠景的構設作為奮斗目標;(3)有精心設計的戰略和策略作為實現目標的手段;(4)有統一嚴密的中央、地方和基層組織網絡作為支撐保障;(5)有嚴格的道德律令。這些特質使得中國共產黨可以根據中國的世界方位、國情歷史和社會需求,在戰爭、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創造性地發展出一套符合中國特點、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化機制,這是重要的政治資源。中國共產黨強調它是中國現代國家建設不可替代的領導力量,在客觀上起到了維系中國社會平穩轉型的權威保障作用,在主觀上,它讓人民看到的是一個有理想、有號召、有理論并能夠引領中國走向民族復興的政黨。

    二是中國的地方政府與基層社會具有極強的創新性。復線式、共時性和量子態決定了中國的國家構建如采取“一刀切”的制度安排和嚴密僵化的政策規定則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的現實,國家構建需要放權地方,激發地方的自主性,減輕中央政府的治理負荷。中國的國家建設是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和自下而上的基層探索并舉的結果。1978年改革開放后,地方自主性開始得到認可,中央政府的適度分權和市場化改革,不僅復蘇了地方作為一級利益主體的自我意識,而且為地方追求自身發展提供了空間和激勵。從那時起,地方政府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制度創新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創新在經濟領域的表現尤為突出,并帶動國家總體的制度創新。地方政府在治理時能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在面對頻發的社會矛盾時利用治理智慧充分發揮“解壓閥”和“緩沖器”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地方政府在中國現代國家構建中的實踐貢獻遠超出規范性的制度安排所賦予它的職責,這是國家構建“中國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是在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未來圖景中,一些主觀性因素如人的作用應當再次被強調。在經典物理學的世界里,人基本上是處于被動狀態,有著根本上的宿命性,只能聽命和順從自然界的規律,人的作用力是被忽略不計的; 人只能作為自然物理世界的觀察者,而不是作為參與者對自然規律產生影響。在量子力學理論中,人作為主體的測量行為、操作過程或人本身的參與度,決定或改變著結果。在量子思維中,人起主導作用甚至是決定作用。溫特(Wendt)認為,人的意識的主體性和事物的概率性可以而且應該帶回社會科學[]。從量子思維的角度來看,在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過程中,不能忽視政治領袖的作用,道德品質高尚的政治領袖是現代國家建構主體的重要部分。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成熟、富有經驗和激情的政治領導集團,將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和國家構建產生廣泛和深刻的積極影響。

    (責任編輯  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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