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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珊:農業經營模式創新與演化的多重邏輯——基于土地托管模式的分析
  •  2019-09-27 21:25:19   作者:管珊    來源: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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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農業經營模式創新與演化的多重邏輯——基于土地托管模式的分析

    管珊     

    湖北經濟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湖北 武漢 430205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于小農戶需求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內生性發展路徑研究"18BSH040

    作者簡介:管珊, , 湖北經濟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摘要:土地托管為分散的農戶家庭提供規模化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是在保留家庭經營基礎上的農業組織化形式創新,為如何構建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體系提供了重要經驗。通過兩個村莊案例的比較,研究發現土地托管模式發展結果受組織邏輯和績效邏輯的多重影響。兩個村莊的土地托管均為供銷社部門下鄉的結果,但是在村社自主性上表現出很大的差異,進而帶來土地托管模式演化路徑的不同。此外,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的分配及協調成本的不同顯示了兩個村莊在土地托管上的績效差異,也衍生出兩個村莊不同的發展結果。研究認為,土地托管模式創新的動力來自于國家力量和市場力量的相互耦合,但土地托管模式的可持續發展在于村社自主性"去部門化"的策略及彰顯績效的制度安排,而這正是構建面向小農戶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關鍵所在。

    關鍵詞:土地托管   組織邏輯   績效邏輯   農業組織化   農業社會化服務   

    一、問題的提出

    現代農業發展進程中家庭經營存在諸多困境。在遭遇同樣的農業生產經營困境時,有的地方通過農業經營模式創新化解了部分困境,實現了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有的地方則依循現有的發展路徑并不斷固化,導致交易成本越來越高,農戶種地收益越來越低。那么,農業經營模式創新如何啟動,可持續發展依賴哪些條件?

    對于農業經營模式創新,學界給予了廣泛關注。部分研究關注了農業經營模式創新的自發因素。馬克思主義理論將農業轉型視為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發展促進了社會分工,刺激資本主義農場擴張并逐步取代小農農業[1]。恰亞諾夫則認為在農村社會人口無法外流的背景下,農戶根據家庭勞動力和家庭消費的情況,選擇勞動力不斷投入使得家庭整體福利最大化,如果小農家庭聯合起來,組建縱向一體化的組織,有可能避免走向大規模農業[2]。舒爾茨認為傳統農業的改造重點在于技術等現代生產要素的投入和人力資本的培育,農民的逐利性和市場的自發機制會迅速將傳統農業導向現代農業的軌道[3]。中國農業轉型則與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相關,特別是當城鎮化進程過半之后,農業份額大幅下降,農戶農業投入結構和家庭收入結構發生巨大變化,農業發展方式和農業經營制度勢必發生重大改變[4] 

       另外一些研究關注了農業經營模式創新中國家干預的因素。斯科特對蘇聯和東南亞集體化農業的研究,發現國家領導人熱衷于機械化和大型農場這一極端現代化的信念,從國家管理和控制的需要出發,促進清晰化和簡單化的集體農業替代分散的小農戶[5]。中國政府通過一系列制度變革為農業經營模式創新提供條件,尤其是通過資源再分配引導農業大戶崛起[6]。農業管理部門傾向于通過扶持龍頭企業、種糧大戶、家庭農場、合作社等規模經營主體以降低政策執行成本,規模經營主體成為國家農業政策的接應主體和政策具體執行的代理人,因此降低治理成本成為國家干預農業轉型的重要動力之一[7]。也有研究表明,農業轉型的動力來自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既有農民分化的原因,也有外部行政力量和工商資本推動的原因[8-9];既來自國家從糧食安全角度而采取的干預,也來自國家干預邏輯與市場邏輯的相互耦合[10]

    現有大部分研究關注了農業經營模式創新中的國家力量和市場力量,但在二者力量相同的作用下,農業經營模式創新的結果仍然不一樣,這說明國家力量和市場力量這樣的宏觀變量并不能完全解釋農業經營模式創新的邏輯,還應具體觀察和總結影響發展結果的中觀機制。2017年課題組對山東省W縣土地托管模式展開調研,發現W縣各村土地托管的推動大致遵循農業轉型的一般規律,即由政府部門干預和農業企業推動產生,但不同村莊顯示了迥異的實踐后果。通過比較兩個村莊的土地托管模式,有助于發現和把握農業經營模式創新的中觀機制。

    土地托管是在農戶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服務自選原則下,在不改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性質、農戶承包經營權的前提下,由托管服務組織為農戶提供從種到管、從技術服務到物資供應的一種服務制度。土地托管與土地流轉是兩種不同的規模經營制度,有學者認為土地托管發揮了土地流轉的各種優勢,但又克服了土地流轉中農戶參與不積極等問題[11]。土地托管相較于土地租賃和土地入股等其他規模經營形式,農民對承包經營權的放棄程度最小,實現了土地商品屬性和生活保障屬性的平衡[12]。現階段關于農業經營模式創新的一個共識是農業經營組織的培育壯大應以形成共享發展機制為核心[13],而土地托管為廣大小農戶參與現代農業提供了條件,在中國人多地少背景下更具現實意義,同時也為思考面向小農戶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構建問題提供了經驗支撐[14]。但也有學者表示土地托管能否在土地流轉的大背景下維系并構建一套高效率的服務于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尚未可知,因為圍繞土地規模經營大戶而自動重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會強制瓦解小農生產經營體系,進而帶來小農戶的存續危機[15]

    無論如何,土地托管作為一種制度創新,其本質是通過向分散農戶提供規模化的社會化服務促進小農戶分享分工經濟收益。揭示土地托管模式可持續性發展的關鍵因素能夠有效回應構建基于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如何可能的問題。在W縣同樣的農業生產環境下,有的村莊土地托管模式能夠很好地維持,而有的村莊土地托管模式演化為土地流轉,與土地托管制度核心相背離。本文試圖揭示W縣土地托管在兩個村莊的不同運作機制,以期發現土地托管模式演化的多重邏輯,進而總結影響土地托管模式可持續發展的若干因素。

    二、土地托管模式:山東省W縣的實踐

    山東省W縣是農業大縣,60%~70%的勞動力外出務工。針對在家勞動力的農機服務需求,W縣鄉鎮供銷社自購設備為農戶提供農機服務,第一次獲取了經營性收入。由于農戶的土地小且分散,要發揮農機作業的效率,最好先實現土地整合。而整合土地需借助村兩委的力量,因此該縣供銷社開始積極探索與村兩委的合作。這樣就形成了村兩委組織農民、整合土地,供銷社提供規模化服務的土地托管模式。實際上,在當地從事土地托管的主體除了供銷社外,還有農業公司、農業合作社等。但是市場主體直接推動土地托管的規模、范圍及影響力都遠不及供銷社。此外,根據其他地方土地托管的經驗和政府主導農業轉型的一般規律,一旦市場主體主導的土地托管模式涉及范圍過廣,其運作大多存在農口部門的力量滲透,并且一定程度受部門邏輯的影響乃至主宰,因此本文側重關注部門主導下的土地托管。

    供銷社在整合農戶土地的基礎上,向農戶供應化肥、農藥、種子等農資產品;在整合社會農機力量的基礎上,向農戶提供組織化和規范化的農機服務。根據農戶托管服務項目的不同,土地托管有半托管和全托管之分。土地托管一般以半托管的形式興起(即農戶只選擇將自身經營中有困難的環節進行托管),隨著托管效率的顯現和人口外流及老齡化的影響,土地托管將逐步朝全托管演進。然而,實踐中不同的村莊在運作土地托管時呈現截然不同的結果,其中的邏輯引人深思。

    () X村全托管模式

    X村現有人口760人,耕地1130畝,多以老人和婦女留守種地為主,絕大多數青壯年男性勞動力外出務工。種植結構以傳統小麥玉米模式為主,畝均收入為1300~1400元。2010年全村有400畝土地實行半托管,2012年改為全托管模式。全托管模式下,村里統一播種、施肥、打藥、澆灌、收割,但這一季的小麥畝產量不到1000斤,農戶對土地全托管模式較為失望。X村服務隊共有7個農機手,每個農機手都有全套農用機械,在組建服務隊前就各自擁有其服務范圍。服務隊的負責人是村書記,也是服務隊中服務范圍最廣的農機手。由于服務小戶的土地托管模式被認為太過麻煩,該村最終將小戶土地以1000/畝的價格流轉給外來大戶,但進村流轉土地的大戶都要與村簽訂協議,并承諾使用村托管隊的農機服務以及購買供銷社的農資。在該模式下,實現共贏的是大戶、村服務隊和供銷社,農戶只得土地流轉的租金。土地流轉后,在村老人大部分成為閑置群體,年輕婦女則流入鄉鎮從事非農工作。盡管村民們普遍認為土地托管的初衷是好的,但最后獲利的只是村莊少數幾個人。

    () Y村半托管模式

    Y村現有人口551人,耕地429畝。有1/4的勞動力在外務工,有1/2的勞動力在村子附近做家具批發的生意,有1/4的老人、婦女照看土地。種植結構以小麥玉米模式為主。2015Y村進行土地托管試驗,面積為70畝,2016年土地托管面積擴大到300畝。Y村長期以來沒有農機專業戶,農戶的農機服務需求得不到滿足,導致農業生產費時費力。這也是該村選擇與供銷社合作開展土地托管的首要原因。全村現在主要采取半托管的模式,農戶自由選擇托管哪幾個環節。在村的農戶仍然可以監管和照看自己的土地。土地托管合作社通過整合土地,向分散的農戶提供規模化農機服務和農資服務,降低農戶生產經營成本,保障農戶權益,提升農業生產經營效率。該模式持續兩年后,逐漸吸引了周邊村莊農戶加入。供銷社正試圖以Y村為中心,將Y村的模式向周邊5個村莊拓展。

    三、土地托管模式運作的組織邏輯

    中國農業由分散家庭經營轉向組織化經營具有理論上的合理性,但是這種合理性并不會自動轉化為現實的組織化的農業經營模式[16]。土地托管模式得以實現呈現多重組織邏輯。其中,大邏輯仍然是部門下鄉聯合市場主體擴大盈利空間,實現政治績效;小邏輯則是村社自主性在內部土地資源分配和外部國家項目進村下的不同彰顯。X村和Y村發展土地托管的大邏輯是一樣的,但是在村社自主性上表現出顯著的差異。

    () 部門利益的彰顯

    在當前國家通過項目治理鄉村社會的背景下,各級政府依靠涉農技術部門開展公益性涉農服務和營利性涉農服務,推動農戶專業化、農村市場拓展和農業產業發展[17]W縣土地托管模式的出現是部門下鄉的結果。下了鄉的部門不僅有權力還有各種項目資源,具有極大的逐利性。供銷社的特殊性在于它既具有政府性質,也具有一定營利性質。供銷社社屬企業或與其合作的農資企業均能完全參與市場競爭。可以說,供銷社推動農業轉型本身就寓意著國家力量和市場力量的共同作用,只不過供銷社主導的土地托管更加注重部門績效的邏輯,而一般農業企業主導的土地托管更傾向于市場邏輯先行。

    縣級供銷社是具有公益性質的行業指導機構,受縣級黨委政府和上級供銷社雙層領導。2015年國家發布11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的決定》,明確了供銷社綜合改革的方針主旨,強調要將供銷社打造成為全方位服務三農的平臺和載體,構建自上而下的綜合性服務組織體系。此前供銷社長期經營農資流通領域,專注于營利性質的發揮。迫于市場競爭的壓力,W縣供銷社早在國家頒布政策之前,已積極探索通過公益服務三農的途徑拓寬農資銷售的能力。土地托管模式雖以供銷社提供農機服務為開端,但很快就與供銷社傳統營利項目——農資銷售相結合。供銷社土地托管模式的核心目標從對接分散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需求轉變為提供規模化的社會化服務,服務主體和服務對象不再是其所關注的核心目標。能夠幫助供銷社實現核心目標的更為簡單化和清晰化的方式得到供銷社的認可。目前整個土地托管模式中,最大的贏家仍然是農資企業。但是,農資企業本身整合農戶資源的能力遠不及帶有政府性質并在農資流通領域實力雄厚的供銷社,因此農資企業非常樂意與供銷社合作,由供銷社牽頭整合資源,搭建土地托管服務平臺。

    X村是縣供銷社最早試點土地托管模式的村莊。X村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縣供銷社的主任出生于該村,這使得他很容易利用血緣關系和親友網絡展開動員。作為回報,他能將更多的國家資源投入該村。供銷社為該村購置了更大馬力的農機,也將X村原來的農機手聯合起來共同組建農機專業合作社,為托管的土地提供農機服務,供銷社再從中獲取一定的管理費用。然而,農機更新換代的速度快,供銷社無力直接購置更多的農機設備,難以繼續約束農機手。因此供銷社的核心目標被鎖定在更為簡單也更好控制的農資經銷尤其是化肥經銷上。X村土地托管模式因為直接回應了農戶家庭經營的困境,滿足了農戶分散經營背景下的社會化服務需求,獲得了廣泛的關注,不僅在全國供銷社系統中一舉成名,甚至獲得了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指示。全省農業系統的現場工作會議也搬到了該村。為了進一步擴大影響,提高農業現代化的程度,X村在供銷社大量資源的傾入下,很快進入土地全托管階段。農戶之間的田埂清除了,適合大規模經營的大農機、自動化的地下噴灌設施出現在田地里。國家領導人來X村實地考察,一時間讓供銷社和X村風光無限。然而,這一季的小麥產量并不樂觀,為了不損害農民的利益,當地財政大量補貼其中的虧損,但后續允諾給X村的利益無法再兌現。土地全托管模式無法持續,X村兩委不愿再托管過于麻煩的小戶土地,而供銷社土地托管的名聲已在外,因此X村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對小戶土地進行流轉,讓大戶接管,村兩委的農機服務隊和供銷社的農資再直接對接大戶。因此,社會化服務的規模化供給繼續得以實現,只是服務對象發生了變化,即由服務小戶變成了服務大戶。而服務小戶恰好是土地托管模式的制度核心,但是在部門利益主導下,土地托管的這一本質特征發生了漂移。

    Y村土地托管最初由當地農資代理商推動,后此人被吸納進入供銷社系統,開始配合供銷社著力推動以Y村為中心的土地托管事務。Y村利用土地調整的契機,試點土地托管,供銷社調配農機入村作業,保障農戶不誤農時,提高了農戶農業生產的便利性。與X村的情形一樣,供銷社并不能從農機服務中提取利潤,因此推銷農資成了供銷社在Y村的主要目標。為了激勵村兩委合作,供銷社對村兩委給予一定的提成。而Y村正好將這一部分提成視為壯大集體經濟的一種途徑,因此兩者目標重合,部門下鄉得以最終實現。

    () 村社自主性的發揮

    自主性主要指行動者在多部門、多層級的集權關系中獲得的自主空間,它是組織理論中的一個經典概念[18]。村社自主性則是來自農村社區極強的鄉土性和社會性,使之可能具備相對于國家(科層系統)更大的自主性[19]。部分學者認為,由于村社遭遇外部國家和市場力量時的抵抗能力缺失,村社自主性難以維系和重構[20]。但是也有學者表示村社的自主性在外部條件有利時會表現得更加積極和主動,例如學習利用政策和市場提供的各種機遇,融合村莊的各種意圖,以謀求村莊的持續發展[21]。總之,村社自主性是在村社一致對外過程中彰顯出來的擴展自己權益的能力,它體現為一系列的智慧和策略。調研顯示,Y村比X村在土地托管上展示了更好的智慧和策略。

    1. 土地調整與交易成本降低

    土地資源是村社掌控的最大資源,村社自主性首先表現為對村社土地資源的分配。試行土地托管,最大可能釋放機械生產力首先需依靠村社主導下的土地整合。中國大部分農村存在的農地產權細碎化極大地影響了機械作業效率。例如北方平原農村家庭農戶承包地多為條形地,寬4米多,長度從70米到180米不等,播種機作業時可一次跑3米寬,剩下1米作業時不得不將播種機3/4的孔堵住。X村和Y村均有村規民約支持土地調整。X村土地每年小調整,經過幾十年發展,土地細碎化程度很高,試行土地托管前,該村也并未對全村土地實施調整,導致土地托管中同一地塊上的交易主體眾多,推高了交易成本。Y村試行土地托管前,先整合了農戶分散零碎的土地。Y村土地調整不僅讓單個農戶的土地合攏為一塊,而且在分地時為保障農業生產中的合作,鼓勵家族或農戶自由組成聯合體,以聯合體的形式分得某一個地塊,單個農戶再從這個地塊中區分各自面積。這一方式促使同一地塊上的服務對象大大減少,促進了地鄰合作,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機械作業成本。

    X村和Y村在土地調整上均彰顯了村社自主性,但在適應農業機械化這一新的生產力變革形勢中,Y村土地調整的策略更勝一籌。通過將小塊零碎地變成大塊地,降低農戶與農機服務對接的成本,化解了小農戶參與現代農業中一直面臨的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

    2. 項目資源分配的精英取向與普惠取向

    政府推動下的農業經營模式創新與項目支持密不可分。項目為土地托管模式的展開提供組織動員的資源,通過改善農田基礎設施為土地托管的推進奠定物質基礎。項目進村的方式決定了項目能否實現政治目標,也形塑了土地托管的實踐效果。有研究表明,項目落地的過程中村民多數并沒有參與到項目中,項目資源分配更多地依據少數村民的權力彰顯[22]。村莊精英主導項目分配,獲取大部分利益,普通村民缺少參與,獲利也較少。但也有研究表明,村莊精英往往把自己的意圖和社區的意圖統一在一起,以實現精英和社區的雙贏[23]。無論如何,以村干部為代表的村莊精英將深刻影響村社自主性的彰顯。X村和Y村項目落地均由作為村莊精英的村干部主導,但前者呈現精英俘獲的特征,后者表現出更多的普惠性質。

    X村的土地托管引發了社會的高度關注,成為W縣政府工作的一大亮點。在國家資源相對有限的情況下,集中投放資源、樹立典型成為國家一貫的治理方式[24]。因此,各種資源經過整合后投入到了X村。例如X村通過政府項目補貼先后購置了臺式噴灌設備和地下噴灌設施,并且添置了大馬力的農機設備。而這些設備均歸服務隊使用,農戶依然按照市場價格支付費用。X村全托管模式失敗后,村服務隊利用已有的政府公共性投資設備,為大戶提供營利性服務,獲得個人收入。X村的項目資源分配呈現精英俘獲的特征。X村的村干部之所以在土地全托管失敗后力推土地流轉,其中一個原因正是這些村干部所掌握的大農機設備已經無法適應小農戶分散經營,其效率只有在規模經營時才能彰顯。

    Y村根據土地半托管的現實情況,積極申請降低農戶合作成本的項目進村。Y村的小農水項目面向經營權分散的普通農戶, 降低了村民澆地的成本,減少了勞動力的投入,提高了農業生產的便利性。與X村現代化的地下噴灌和Y村之前的傳統漫灌形式比較,Y村小農水項目適應分散家庭農戶的經營現狀,降低了農戶之間的協商成本。Y村村干部大多在本村從事非農工作,項目進村為密切村委和群眾的聯系創造了條件,激發了村莊治理的活力。

    由此不難發現,當主導項目分配的村莊精英,其個人利益與項目高度融合時,項目資源將大量被精英俘獲;而村莊精英的利益與項目融合度不高時,項目資源的分配更具普惠性質,X村村干部在部門下鄉和外部資源輸入的背景下,更多地扮演了代理人的角色,而Y村村干部則更多地扮演了村社當家人的角色。這些最終影響農戶對土地托管的認同。之所以出現這樣一種狀況,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與村干部的自利性有關,即村干部是更多地希望維持自身的利益還是從村社整體發展的角度出發;二是與供銷社干預的程度有關。X村受供銷社深度干預,X村村莊原生權威被更容易與其合作的代理人”(即將原農機手選為村主職干部)替代,村社自主性讓位于部門自主性和村干部自利性。而Y村受供銷社干預較少,部門下鄉和項目進村未對村莊權力結構產生影響,村社自主性發揮的空間更大。

    四、土地托管模式運作的績效邏輯

    X村土地托管最終解體并異化為土地流轉,而Y村的模式煥發出生機和活力,除了組織邏輯的不同外,兩者在制度績效上也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提升績效是經濟活動的核心目標,農業經營模式創新往往體現為組織方式變革帶來的績效改進。

    () 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的分配

    農業生產活動的復雜性和綜合性無法形成精確的勞動考核和報酬計量[25]。而監督的不完備性和考核成本的高昂將導致明顯的激勵不足,進而使團隊生產難以產生較高的生產效率[26]。如何化解監督難題是農業經營組織創新中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的合理配置能提供有效激勵,通常企業決策者應該是風險承擔者,具體表現在剩余索取權上[27]

    X村土地全托管后,農戶依然擁有剩余索取權,但缺乏剩余控制權。剩余索取權是指對總收入扣除所有固定合同支付(如生產服務費等)之后余額的要求權,而剩余控制權指的是契約中沒有特別規定的活動的決策權[28]。因為具備剩余索取權,農戶有積極性監督整個生產作業過程,如及時發現自家農田澆水夠不夠,機械播種均勻度夠不夠等問題。可以說,剩余索取權提供了有效的激勵。但是,X村農戶缺乏剩余控制權,而剩余控制權在現代產權理論看來才是產權的本質。當剩余控制權分配給托管組織后,農戶只享受剩余而不承擔風險,而農業風險很可能超過托管組織的盈利空間,進而導致全托管的失敗。此外,剩余分配的不一致引發了農戶對土地托管組織的不信任,加劇了土地托管組織內部的協調成本,剩余索取權提供的激勵被分配結果的不公平耗散。

    Y村采用土地半托管,農戶有選擇性地購買托管組織的服務,托管組織不對最后的產量負責。農戶擁有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自身的經營決策影響最后的產量,減少了托管組織的管理壓力和成本。而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對應有助于實現經濟組織效率最大化[29]

    () 農戶合作與協調成本差異

    合作秩序有利于降低協調成本。土地全托管依靠服務和經營的規模化降低生產成本,但就單個農戶而言,規模化生產易產生外部性,負的外部性則需通過一定的方式補償。土地半托管盡量避免負的外部性生產,注重激發農戶間合作,降低協調成本。

    X村全托管模式帶來了高昂的協調成本。為了獲取規模經濟效益,X村添置了大型農機具和地下噴灌等設施,實際上,這些設備只有在對接大戶時才能獲得規模效益,對接小戶則會產生大量的規模不經濟問題。如農機作業中軋過的田塊作物產量將受到影響,因此服務隊要與被軋地塊的農戶協商補償,但是將土地流轉給大戶后,農機軋的地方與不軋的地方都是大戶自己的,由此協商成本可以極大降低。田間安裝的節水噴灌設備每個噴頭可覆蓋范圍約為18米,大戶為方便機械作業,通常會自由重新規劃田壟,即將有噴頭的地方直接規劃成田梗,但是小戶土地面積有限,部分小戶田里剛好設置噴頭,如果噴頭到相鄰地塊只有1米寬,要想機械作業必須與地鄰合作。因此,X村土地全托管產生了大量的外部性,而土地流轉給大戶后通過外部性內部化,將生產過程中的外部影響變為內部影響,從而實現了經濟活動的帕累托最優,但這種績效改進是以排斥小農戶為前提的。

    Y村通過土地調整,激發地鄰合作,降低協調成本。土地調整讓分散零碎的地權相對整合,且因農戶自由組合后參與分地,地鄰之間更易合作。相鄰地塊的農戶協商選擇一樣的種植品種以利于統防統治的開展。在灌溉環節,同一取水點的農戶自發確定灌溉順序,例如從東往西或者從西往東,依次推進。農機可以將地塊連在一起播種,避免機械效率損失。Y村半托管注重提供適合分散家庭經營的適度規模化服務,并不一味追求農機的大馬力和統合度的絕對提高。適度規模化的服務一方面讓農機服務更加有保障和更加規范化,另一方面將統一經營協調成本高的環節都留給了農戶家庭經營,降低了托管組織協調成本。

    五、總結

    組織邏輯和績效邏輯均影響土地托管模式的發展結果。土地托管作為一種重要的農業經營制度創新,直接回應當今農業轉型的一個重大問題,即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構建問題。通過對X村和Y村土地托管模式的比較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結論:

    1.土地托管模式創新的直接推動力來自國家力量與市場力量的相互耦合

    聯合了市場力量的各部門具備搭建土地托管平臺的優勢,為分散家庭經營提供綜合性的社會化服務,有助于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但是社會化服務體系的部門化也帶來服務對象的改變和服務性質的漂移[30]。土地托管的核心不僅在于社會化服務的規模化供給,更在于規模化的社會化服務對接的是分散的家庭農戶。從X村和Y村土地托管實踐可知,農業經營模式創新要充分尊重農戶意愿,在農村人口轉移,農地集中上要有充分的耐心,采取漸進式的改革方式。土地托管需因地制宜根據農戶接受度,重點托管農戶滿意度高的環節。部門營利取向和政績取向應讓位于社會化服務體系本身的構建邏輯,即讓社會化服務的供給真正回應村莊農戶的社會化服務需求。

    2.土地托管模式可持續性發展關鍵是村社自主性在去部門化中的策略

    村社組織以當家人的角色重構社會化服務的需求端,成為組織農戶對接規模化服務的重要力量。在不同的村社自主性策略下,土地托管的演化路徑差異甚大。如果村社自主性讓位于部門利益和在部門利益庇護下的村莊精英個人利益時,土地托管過高的組織成本將無人買單,易形成扶持大戶排斥小農戶的目標錯位,因此X村村兩委最后將小戶土地流轉給了外來大戶。如果村社自主性以全體農戶利益為重,注重農戶組織基礎上的合作,通過各種有效制度安排降低組織成本,有主體性地選擇和外在力量的合作,那么土地托管模式將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社會化服務的規模化效應也將越來越多地面向組織后的家庭經營并不斷強化。這也是目前Y村土地托管的模式更可持續的原因。

    3.土地托管的可持續發展得益于彰顯績效的制度安排

    X村和Y村土地托管實踐可知,托管合約本身的制度安排應該符合經濟學規律。為托管組織提供有效激勵的方式包括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的一致,托管組織內部農戶一定程度的自組織以降低協調成本等。Y村土地托管的實踐表明,通過有效的合約設計和村莊治理措施(如土地調整、項目選擇)能夠逐步化解分散農戶參與現代農業的組織困境,為構建面向小農戶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提供制度支撐。

  • 責任編輯:w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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