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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農戶家庭決策的土地流轉與適度規模經營的微觀機制分析

    周娟  華中農業大學 社會學系/農村社會建設與管理研究中心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于小農戶需求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內生性發展路徑研究"18BSH040

    作者簡介:周娟, , 華中農業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博士。

    摘要:從農戶家庭決策的角度,土地流轉與適度規模經營遵循同樣的決策策略,即實現家庭資源的最優配置。在此策略下,即使經營土地的資本投入產出比很高,但差異性的家庭資源稟賦(勞動力、承包面積、資本)產生了不同的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決策。而在既有決策模式下,機會地租成為影響決策的重要因素,但抬高地租在促進農戶流出土地的同時也會阻礙土地流入者流入土地。各因素間的聯動機制很難通過強化其中一種或幾種因素來促進土地流轉或適度規模經營,但從靜態結構看,在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決策中,農戶的類型化識別是清晰的,不同類型農戶進行土地流轉與適度規模經營的動力與條件差異明顯。推進土地流轉與適度規模經營更適合以農戶類型為依據、以農戶為核心來推進。

    關鍵詞:農戶家庭決策   土地流轉   規模經營   勞動力成本   地租   

    一、引言

    2008年中央開始推進土地流轉以促進農地的適度規模經營,地方政府在實踐過程中,主要是從兩個方面來加以推進:一方面通過村莊動員,促進農戶土地流轉,以實現耕地經營權的集中;另一方面通過鼓勵資本下鄉,以實現耕地的規模經營。學界和地方政府的聚焦點則主要在如何促進農戶的土地流轉、規模經營以及如何實現效率和利潤并保證糧食產量。對于如何促進農戶的土地流轉,學者從農地產權[1-3]、農村社會保障政策[4-5]、農民個體特征[6-7]、農戶兼業情況[8-9]、農戶家庭稟賦[10-11]等多個角度進行了諸多研究和探討。對于農地規模經營,其理論基礎和話語合法性則在于規模經濟和農業現代化,但是對于我國農地的大規模經營,一些學者基于實踐經驗和社會性后果的考察,發現不僅會造成效率下降、糧食減產、經營虧損,還會產生損害農戶利益、激化社會矛盾、增加社會成本,以及形成對小農戶經營的擠壓等社會性后果[12-18]

    可以說目前對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研究都有重要推進,但無論是對土地流轉的研究還是對規模經營的關注,均是在相互割裂中各自推進,少有將兩者統一起來的視角和研究,這與政府最初推進土地流轉與規模經營的政策定位有關,政府對土地流出主體與流入主體的不同定位直接影響了土地流轉與規模經營的實踐運行,也導致了相關學術探討的分割,對流出主體的定位是農戶,但對流入主體的定位卻是大戶、企業、合作社等。這種分割也造成了如下認識,似乎土地流轉(主要是流出)更多是涉及社會性問題,只需要找到阻礙土地流轉的社會性因素加以解決就可以了;而農地的規模經營更多是關涉經營性問題,只需要解決一些技術性問題,如提高機械化程度或者農業技術等,就可實現規模效益。但如果換個角度,從農戶的角度出發,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土地流轉)的兩個方面(流入還是流出),是一個統一體,因為這兩個方面都涉及一個核心問題,即家庭生計決策。對于農戶來說,無論是流出土地還是流入土地(進行規模經營),其背后的決策邏輯是一致的,我們不可能動員農戶流出土地,說種地不劃算,然后又動員其進行規模經營,說種地很賺錢。小農經營的高土地效率在世界范圍內已基本得到驗證,而大規模經營的高勞動效率也是一個基本事實,對于農戶來說,到底是流出土地還是流入土地,這主要是一個涉及家庭生計決策的問題,也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

    對于農戶家庭,耕地可扮演家庭生計資本中的多重角色,從而能在不同的家庭生計目標下都發揮作用,而對于擁有不同生計模式的家庭來說,關于耕地的決策邏輯也是不一樣的。張忠明等的研究就發現不同兼業程度農戶的土地流轉意愿存在顯著差異[8];即使同樣不傾向于流出土地的兼業戶,因為家庭決策的邏輯不一樣,其背后的原因也不一樣[9]。同時也有學者指出,個體、家庭和社區等因素都可以對農民的土地流轉意愿提供一定解釋,但土地流轉困難的根本原因是大量農民對土地提供生活保障的依賴性有余而對土地實現收益增量的期望性不足[19]。這里土地提供的生活保障和收益增量都是基于家庭生計策略的考量,個體、家庭和社區等其他因素最終也是通過農戶家庭生計決策的實質過程才得以對土地流轉產生影響。本文試圖從家庭生計決策的微觀機制出發,將土地流轉(流出)和適度規模經營(流入土地)統一于農戶家庭決策中,探討土地流轉決定如何在家庭生計決策中被做出,在這個過程中哪些因素發揮了影響以及如何產生影響。

    二、農戶家庭生計策略及決策邏輯

    農戶家庭生計策略由一系列生計活動組成,并通過多樣化的生計活動來實現,在不同的生計資本狀況下,各種生計活動相互結合、相互促進以此實現生計策略[20],即通過配置家庭生計資源以達到家庭生計目標。Scoones根據生計活動的不同,將農民的生計策略分為三種:農業集約化或擴大化、生計多樣化以及遷移[21]。如果將這三個方面進一步歸納,可以發現,農業集約化或擴大化是在農業生產上使力,生計多樣化是通過農業的和非農業的途徑來實現生計的多樣化,是降低風險的有效策略,而遷移則是徹底放棄原有環境而另尋他路。而對農戶生計策略更簡單的分類則是農業和非農業,但其中可包括幾種組合,如純農業、純務工或者半農半工。所以有學者根據家庭生計資本使用所產生的結果即收入來源,將生計策略劃分為農業收入為主型、非農收入為主型和混合收入型[22-23]

    生計策略是實現家庭生計的具體手段,那農戶決策的邏輯即機制是什么?舒爾茨和波普金指出,小農的經濟行為并非如西方學者所認為的非理性,恰恰相反,小農作為經濟人,毫不遜色于任何資本主義企業家,能對資源進行合理運用,為追求利潤最大化作出合理的生產選擇[24]。但這種假設是以農民個體為出發點而非家庭,如果以家庭作為決策的出發點,那么家庭內部消費與生產的交互影響、家庭關系以及性別等就會影響農民的行為決策[25]。蘇聯學者恰亞諾夫把農民家庭的消費目標引入農民決策,認為農戶家庭既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一個消費單位,小農的決策模式并不同于資本主義企業家決策模式,農戶家庭是為了生活而工作,而不是為了利潤,所以既會考慮收益也會考慮消費需要,小農家庭的經營決策不是依據利潤最大化,而是追求家庭消費的邊際盈余與家庭勞動應用辛苦的邊際變化之間的主觀個人平衡的結果[26]。而斯科特通過對緬甸、爪哇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農民行為的研究發現,在生存經濟情況下,小農行為的主導動機是安全第一”“避免風險,即農民寧愿選擇回報較低但較穩定的策略, 而不是那些收入回報較高但同時也有較高風險的策略,如寧愿選擇佃農的艱難生存方式也不做掙工資的工人[27]

    正如斯科特的安全第一原則更適用于生存經濟情況,以上各種動機模式在有其合理性的同時也各有其條件限制,農戶家庭的生計決策往往是以上各種動機的結合,且會隨著家庭生計資本的變化以及外部條件的變化而做出調整,如陷入困境時更多考慮安全,經濟良好時會考慮冒險以謀求更多利潤。概而言之,家庭決策具有復合性、綜合性和變動性,往往是以達成多重目的為目標。中國農戶家庭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的生計模式,這種生計模式是在現實條件下農戶家庭為維持家庭生計和完成人口再生產所必需的[28-29]。同時,這種半工半耕模式對分析當今中國三農問題具有重要意義,是解釋農村諸多現象的關鍵要素[30-31],也成為推進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的重要原因和背景。對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微觀動力機制的考察需要以此為背景,放在農戶家庭策略邏輯之中來進行。

    三、農戶進行土地流轉的家庭決策機制

    () 決策基礎:經營土地的投入與產出

    對于種地,一般的印象和判斷都是種地很辛苦”“種地不賺錢”“種地風險大,但這只是停留在對傳統小農經濟的認識上。因條件的變化,今天我國小農所面臨的境況已大不相同。條件的改變包括農業稅費的取消、國家對糧食價格的保護、機械化的發展、農業技術的發展,以及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業保險的發展等。農業稅費的取消和國家對糧食價格的保護確保了種地的經濟收入的穩定,而機械化和農業技術的發展以及農業基礎設施的完善不僅減少了農民的體力勞動量,也降低了農業生產的風險。對于小農經營的畝均純利潤,作者以對安徽南部、湖北中部、山東西南部三地的取點調查為例( 1),不算勞動力成本,三地的畝均純收益分別在1276元、1155元、1410元,而相對于畝均分別為923元、910元、950元的資本投入來說,資本回報率是非常高的。而就風險性而言,三個調研點在最近10年內,小農戶經營都沒有發生絕產或大幅減產的情況,只有產量的微幅波動以及價格的波動。

    1 小農戶經營的畝均投入與產出

    安徽A

    湖北B

    山東C

    作物模式

    一年兩熟

    一年兩熟

    一年兩熟

    作物類型

    雙季稻

    水稻-油菜

    小麥-玉米

    人均耕地

    1.8

    5

    1.5

    畝均資本投入

    923

    910

    950

    畝均收入

    2199

    2065

    2360

    畝均純收益

    1276

    1155

    1410

    對于小農種地,如上所計算,如果不算勞動力投入,僅從資本回報率來說,回報率至少在127%以上,可算非常高了。那么,種地到底劃不劃算,關鍵在于投入的勞動力成本的多少。然而,因農戶家庭經營投入的是家庭勞動力而不是雇傭勞動力,所以其勞動力成本的計算并不適合按市場勞動力價格來計算,只能按家庭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來計算。而對于不同的家庭以及不同的家庭成員,勞動力的機會成本是不一樣的,所以對于不同的家庭,即使耕種面積一樣,對于種地劃不劃算的答案也是不一樣的,這也是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決策是基于家庭決策的內核所在,由此需要按家庭的生計類型來分類討論。

    () 決策出發點:勞動力機會成本與家庭生計類型

    家庭生計決策是基于家庭資源稟賦,尤其是勞動力資源而采取的最有利于家庭生計的生存策略,家庭勞動力資源不同,家庭的生計類型也會不同。為了便于具體分析和討論,以山東C村為例C村人均耕地1.5畝,戶均耕地6畝,除極少數包地大戶和外遷戶外,C村剩下的農戶幾乎都是半工半耕家庭。

    C村是因為該村地勢平整、耕地連片,且是旱作區,適合機械化和規模經營,更適合后面討論規模經營,同時C村也是比較典型的打工村。

    總體來說,C村農戶生計形式包括以下幾種:老人在家種地,年輕人外出打工;夫妻一方在家種地,另一方在外打工;農忙在家種地,其他時間在外打工;在家種地為主,同時在周邊打零工;專門以種地維持家計等幾種形式。C村男性勞動力在本地(本縣及周邊縣市)務工的日工資多為100元,在外地(省會及其他大城市)務工的日工資多為200元。以C村的農業生產條件,如果家里輔助勞動力(一般是無法外出務工的老人,其勞動力機會成本為零)能獨自完成,男性勞動力則無須回家;如果家里輔助勞動力不能獨自完成,一年兩季忙,男性勞動力需回家15天左右;如果家里沒有任何輔助勞動力,男性勞動力則需回家25天左右,但不需女性勞動力回家。如果耕地面積統一按戶均6畝算,那么C村農戶的務農收益至少有如 2中的7種情況。

    2 不同類型家庭進行農業生產的收益(戶均6畝地)

    單位:元

    類型

    6畝地收益

    勞動力機會成本

    6畝地純收益

    務農的日均收益

    務工的日均機會成本

    老人耕種

    8460

    0

    8460

    -

    -

    回家15(本地)

    8460

    1500

    6960

    464

    564

    回家15(外地)

    8460

    3000

    5460

    364

    564

    回家25(本地)

    8460

    2500

    5960

    238

    338

    回家25(外地)

    8460

    5000

    3460

    138

    338

    零工+種地(25)

    8460

    0~2500

    8460~5960

    338~238

    338

    種地(全年)

    8460

    40 000

    -31 540

    -

    -

    在以上情況中,對于出不去的、在家種地的同時還在周邊打零工的家庭,其用來種地的勞動力的機會成本是0元至日工資之間(表中第種類型)。但總體上他們種地的勞動力機會成本很容易為零而難以達到日工資,因為在周邊打零工很難滿勤,隨就業機會的多少而不同,一般一個月能達到10~20天左右,在種地只需要占用很少時間的情況下,他們種地的勞動力機會成本很低,如果剛好農忙季節是務工的淡季,這時種地的勞動力機會成本也就接近零了。

    對于通過流轉其他農戶耕地而專事農業,并依靠農業維持家庭生計的純農戶來說,在家務農的勞動力成本并不能按日工資200元計算。因為對于常年在外、只農忙回家幾天的勞動力來說,回家這幾天的生活成本可忽略為零(在城里租住的房子、購置的設施等前期成本不會因為回家幾天而降低),回來多耽誤一天的成本就是200元。

    對于純粹在家務農的農戶來說,夫妻兩人在家務農的代價(機會成本)是夫妻外出務工一年的純收益,而這里的純收益并不能按日均400元計算,一是在城里的生活成本會損耗掉一部分,二是雖然缺勤時是按日均200元扣工資,但實際工資并不能按日均200元計算,而是很少能達到200元。所以純農戶的勞動力機會成本可按當地夫妻雙方在城市務工的年均純收益來取值,這在當地約為4萬元左右。

    () 決策機制:基于農戶家庭決策的農業經營取舍

    雖然家庭勞動力的機會成本構成了家庭勞動力外出務工的主要動力,但并不構成家庭放棄農業經營的動力,這是兩種不同的邏輯。在家庭農業經營的投入產出比很高的前提下,家庭對于農業經營的取舍更多地參照務工的日均機會成本。從 2可以看出,即使扣除了勞動力的機會成本后,對于不同類型家庭,務農的日均收益最低也在138元,最高可達464元,或者換種說法,如果這15~25天選擇在外務工,那這15~25天的機會成本是8460元,即務工的日均機會成本在338~564元,所以即使只算經濟賬,不放棄農業經營也符合家庭利益的選擇,而選擇務工并兼營農業則是最符合家庭利益的策略。

    維持半工半耕中的對家庭生計還具有另外的意義,其至少可實現以下功能:第一,增加家庭收入。尤其對于第種類型的老齡農戶,如果和子女分家,8460元基本是其家庭的全年收入;對于在周邊打零工的兼業型農戶,8460元的收入也相當于其做84天零工的工資,而做零工的工作機會還很難找。第二,降低家庭生計風險。如上所示,種地投入少、風險小、收入穩定,且能為家庭提供糧食,可起到家庭生計的保底作用,這對所有類型農戶都一樣。第三,增加家庭勞動力的就業。這對于第種類型的農戶尤其如此,對于家庭中無法實現勞動力市場就業的勞動力或者因需要照顧家庭而無法實現全職就業的勞動力,家庭農業幫助增加了就業。第四,降低家庭生計成本。無法外出務工的家庭成員通過農業實現自養,尤其老人幾乎都是通過種地實現自我養老,這大大降低了農戶家庭生計成本。

    從農戶家庭生計來說,農戶不能僅靠種地維持家庭生計,其原因并不在于種地不劃算,而在于戶均耕地面積有限,從而使務農總收入無法達到維持家庭生計的水平,以及無法實現家庭勞動力的充分就業,所以從家庭策略上,農戶需要通過多樣化來提高就業,增加收入,降低風險。而在多樣化策略中,農業經營卻又扮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這種家庭生計模式和家庭策略下,農戶進行土地流轉(流出)的內動力并不強。

    四、地租與家庭承包面積對土地流轉的影響

    如果影響家庭對農業經營取舍的是務工的日均機會成本,那么影響務工日均機會成本的因素必然會影響家庭決策,而務工的日均機會成本直接取決于家庭農業經營的總收益,在生產資料的投入與糧食價格在短期內變動很小的情況下,影響家庭農業經營總收益的主要是家庭承包面積和機會地租。在國家推進大規模流轉土地之前,村莊內農戶間的自發流轉,多是免租或者只給很少的實物或地租。而政府推動的土地流轉和大規模經營,其所產生的地租遠超過之前自發流轉的地租,從而使機會地租成為影響農戶決策的有利因素。

    仍以C村為例,C村在2015年時全村80%的耕地都流轉給了大戶,包地大戶多來自外地,最大規模達800畝,其中種植糧食作物的大戶所給地租一般在800元左右,種經濟作物的地租更高,一般在1000元,甚至達1200元。如果以最低的800元地租來計算,就會發現當引入地租因素后,農戶家庭關于土地流轉的決策就會發生較大變動( 3)

    3 引入地租變量后農戶農業經營的收益變化(戶均6畝地)

    單位:元

    類型

    6畝地自種收益

    6畝地地租收入

    自種與流轉利差(不算勞動力成本)

    務工的日均機會成本

    務農的日均機會成本

    自種與流轉利差(算入勞動力成本)

    老人耕種

    8460

    4800

    3660

    -

    0

    3660

    回家15(本地)

    8460

    4800

    3660

    244

    100

    2160

    回家15(外地)

    8460

    4800

    3660

    244

    200

    660

    回家25(本地)

    8460

    4800

    3660

    134

    100

    1160

    回家25(外地)

    8460

    4800

    3660

    134

    200

    -1340

    零工+種地(25)

    8460

    4800

    3660

    134

    0~100

    3660~1160

    3可以看到,當流轉地租為800元時,自種與流轉的利差是3660元,也就是說如果這15~25天選擇在外務工,那這15~25天的機會成本就降低到3660元,即務工的日均機會成本在134~224元,比起100~200元的日工資,已相差不多。如果算入勞動力成本,對于第種類型的家庭,此時還選擇自種甚至會導致負收益。對于第種類型的家庭,自種比流轉的收益只多了660~1160元,自種的動力也被大大削減,此時,太麻煩了”(其他成本)就成了重要的衡量指標。此時他們就會考慮為了這660~1160元,還要跟老板請假,來回路上折騰,還有路費、飲食費,還要操心、辛苦,這時這部分農戶會傾向于選擇把土地流轉出去。即使對于第種類型的農戶,都有可能會因太麻煩了而選擇流轉。而當流轉地租越高時,這種效果會更明顯。因機會地租的存在而使務工的日均機會成本降低,農戶家庭更傾向于放棄直接經營而將土地流轉出去。而家庭初始承包面積的多寡具有同樣效果。

    不妨假設地租仍是800元,但戶均耕地只有4畝的情況。此時,如 4所示,自種與流轉的利差是2440元,務工的機會成本變得更低,僅為97.6~162元,其產生的效果與地租升為1000元是一樣的,此時對于大部分類型家庭,種地都是負收益或者只是很少的收益了,此時大部分農戶就會選擇流轉而不是自種。也就是說小農經營對地租和耕地面積具有高度敏感性,但是地租可變動的幅度很小,而耕地面積可變動的余地很大,這就構成了小農戶進行規模經營決策的邏輯起點。

    4 耕地面積變化后農戶農業經營的收益變化(戶均4畝地)

    單位:元

    類型

    4畝地自種收益

    4畝地地租收入

    自種與流轉利差(不算勞動力成本)

    務工的日均機會成本

    務農的日均機會成本

    自種與流轉利差(算入勞動力成本)

    老人耕種

    5640

    3200

    2440

    -

    0

    2440

    回家15(本地)

    5640

    3200

    2440

    162

    100

    940

    回家15(外地)

    5640

    3200

    2440

    162

    200

    -560

    回家25(本地)

    5640

    3200

    2440

    97.6

    100

    -60

    回家25(外地)

    5640

    3200

    2440

    97.6

    200

    -2560

    零工+種地(25)

    5640

    3200

    2440

    97.6

    0~100

    2440~-20

    五、農戶進行適度規模經營的家庭決策機制

    () 農戶家庭經營下勞動力成本的邊際變動特征

    如前所述,農戶不能僅靠種地維持家庭生計,并不在于種地不劃算,而在于戶均耕地面積有限,如果有足夠的面積,小農經營依靠農業可足以維持家庭生計,但這個面積多少才足夠?是否可無限擴大?這是推進土地流轉時需要首先明確的問題,只有明確了這兩個問題,才能做到目標明確和適度農地規模經營。從C村來看,在各種農戶類型中,最可能進行規模經營的農戶是第種類型農戶,對于第種類型的農戶,如果不需要支付地租,則只需經營面積達到30畝便可實現與外出務工夫婦相當的年均純收入(4萬元)。但如果需要支付每畝800元地租,通過維持一定經營面積來提高務農總收益以維持家庭生計的成本和難度就大大提高,此時,其可能的選擇有兩種:一是流出自有土地放棄農業生產,二是進一步流入更多土地擴大經營面積以提高總收益來彌補地租損失。而如何決策則取決于農戶家庭的經營能力。

    如果是選擇擴大經營規模,假如其所有土地都需要支付地租,此時其維持原來4萬元的年收入水平則需要將經營面積擴大到65畝,65畝至少需要5萬元地租支出和6萬元的生產成本支出。農戶流入土地進行規模經營的決策取決于支出地租后規模經營的純收入以及農戶家庭的經營能力大小,而這與經營面積、地租以及勞動力成本密切相關。農戶的規模經營決策便是基于這三個要素之間的變動與均衡而形成,在這三個要素中,小農家庭經營的勞動力成本的特殊性又成為影響三者關系的關鍵。

    農戶家庭經營的勞動力成本的特殊性在于:一是如前所述其只適合按機會成本計算;二是在家庭可經營面積內,隨面積的變化勞動力成本的邊際變動很小,總體勞動力成本可認為一定。農業生產(大田作物)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受自然條件限制,所以在橫向規模上,可通過機械和農技的發展,不斷擴大經營規模,但在縱向的時間軸上,對于糧食作物種植來說,機械化和技術可提高效率、減少勞動量,但卻很難改變基本的農時,即整個農業生產過程需要的基本時節和天數一定。在勞動力成本又是按家庭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來計算的情況下,對于每個農戶,在一定面積內,農業經營所需的勞動力成本是恒定的。比如小麥和玉米成熟不僅有季節還有時間限制,播種也有季節和時間限制。正如C村農戶所說,玉米晚種一天,產量可能會低一二百斤,種玉米時上午播的種子和下午播的種子長出來都會有差異。作物不會因為農戶時間寶貴就快長或慢熟,所以對于農戶家庭來說即使只種了1畝地,也不會節省多少用于務農的天數,同樣,就是種了20畝地,也不會延長多少用于務農的天數,在C村現在的農業生產條件下,這個天數基本就是25天。C村現在戶均6畝地,但也有耕種20多畝地的農戶,耕種6畝與20多畝所需誤工都是25天,從6畝到20畝的勞動力邊際成本幾乎沒有增加,但是對于農戶,6畝地和20多畝地的總收益差異卻極大。

    () 基于農戶家庭經營的適度規模經營及其條件

    農業(大田作物)經營的時間(農時)限定性對小農經營至少有以下兩個重要意義:一是限制了小農經營的最大經營面積,因為可作業時間一定,當經營面積超過小農家庭勞動力可管理的最大范圍,就會導致錯過農時無法完成;二是在小農家庭可經營的最大面積范圍內,家庭經營的勞動力成本邊際變動很小,在這個范圍內,勞動力總成本變化不大(可假設為不變)。所以在一定面積范圍內,小農經營的邊際收益只跟經營面積有關( 1上所示)。在家庭經營下,(一定規模內)因勞動力成本隨面積的邊際變動不大,當農戶經營的面積足夠小時(小于A),會出現勞動力成本大于收益(C點之前),而使種地不劃算。

       當耕種面積超過A點后,總收益就會超過勞動力成本,且隨著面積的增加,邊際收益逐漸增加,當經營面積達到農戶所能經營的最大面積B時,邊際收益達到最大。以上是農戶擴大經營面積的動力所在。但經營面積超過臨界點B,脫離家庭經營范疇而進入以雇工為主的企業經營,則就進入了另一套計算邏輯,因為雇工經營,隨面積的增加,勞動力成本邊際變動開始變得明顯,勞動力成本驟升,且還會產生管理成本以及減產效應等等,從而使邊際收益減小。

    因勞動力成本邊際變動很小,農戶有動力擴大家庭經營面積,但當擴大面積需要支付地租,或流出土地能獲得地租時,地租就成為影響農戶進行規模經營和土地流轉決策的重要因素。如 1所示,在需要支付地租的情況下,有盈余的最小經營面積就由A點移至了G點,當經營面積達到G點以上時,總收益才會超過勞動力成本和地租成本之和,此時農戶經營土地才有利可圖。在G點之前,農戶保有耕地的機會成本(勞動力和地租)則過高,此時農戶會更傾向于流出土地。但G點之后種地才有利可圖,并不意味著農戶在這個點就會維持農業經營,因為農戶決策是以家庭生計目標為基礎的綜合策略,G點只是經營的起點規模,如果想依靠農業經營維持家庭生計,就必須擴大規模以增加總收益,而擴大規模需要支付地租以及較大投入,這就限制了很多農戶進行規模擴大。如前所述,在C村,扣除地租后,想要達到年純收益4萬元,就需要經營面積達到65畝,總計至少11萬元(地租加生產性投入)的投入并不是每個家庭都能承擔得起。而如果不需要地租,30畝地就能達到純收益4萬元的目標,30畝地的資本投入才約3萬元。

    另一方面,對于有一定經濟實力、家庭勞動力充分,尤其擁有農業機械的農戶則有足夠的動力和充分的條件流入更多農地進行適度規模經營。一是充足的家庭勞動力加上自有機械可大大擴展家庭的經營能力,使家庭最大可管理面積增加;二是自有機械以及具備農機修理技能可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增加純收益。在C村,這樣的農戶家庭經營面積可達200~300畝,而根據他們的計算,如果不算自己的人工,自有機械的機械作業成本(油費)每畝平均在75元左右,按耕種面積200畝計算,機械折舊費每畝平均在70元左右,比小農戶請機械每畝可節省170元的成本,即使扣除800元的地租,其每畝收益也可達780元,200畝的純收益就是156000元,這比外出打工強很多。但他們也說,這需要經濟資本、勞動力條件以及機械條件同時具備的農戶家庭才能做到,耕種200畝地就需要前期一次性支付16萬元的地租,以及至少16萬元的生產成本。所以在大規模土地流轉興起后,因地租和經營成本的制約,以前村莊中的規模經營者發生了分化,其中的大部分都選擇放棄農業經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擴大了規模成為了家庭農場主,在C村,這樣的家庭農場主只有1個,耕種面積為200畝。

    六、總結與討論

    從農戶家庭決策的角度,土地流轉與適度規模經營是一體兩面,遵循同樣的決策策略,即實現家庭資源的最優配置,達成家計資源稟賦與家計目標之間的協調。不同類型農戶家庭具有不同的家庭生計資本(主要是勞動力、承包地面積、資本),所采取的生計策略也就不一樣。對于農業經營,即使農戶家庭經營的資本投入產出比很高,但差異性的家庭勞動力機會成本和勞動力資源產生了不同的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決策。高勞動力機會成本是構成家庭勞動力外出務工的主要動力,但并不構成家庭放棄農業經營的動力,在家庭農業經營的投入產出比很高的前提下,家庭對于農業經營的取舍更多參照務工的日均機會成本。務工的日均機會成本主要取決于家庭經營農業的總收益,總收益越高,務工的日均機會成本就越高,農戶家庭就更傾向于選擇務工并兼營農業的策略,總收益越低,務工的日均機會成本也就越低,農戶家庭就會傾向于流出土地。而在生產資料投入與糧食價格在短期內變動很小的情況下,家庭農業經營的總收益則主要受承包面積和機會地租的影響,所以,家庭承包面積越小,機會地租越高,農戶越傾向于流出土地,但高地租同時也阻礙了農戶家庭流入土地進行適度規模經營。

    以上是農戶家庭關于流出土地的決策邏輯,但不適用于關于流入土地進行適度規模經營的分析。從農戶家庭生計策略的角度,農戶家庭流入土地進行適度規模經營的動力在于以擴大經營規模的方式來增加農業經營的總收益,從而以替代半工半耕的生計方式。種地是有收益的,家庭經營的勞動力成本邊際變動很小,如果有足夠的耕地來充分釋放家庭勞動力,就可獲得與務工同樣的收入來維持家庭生計。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農戶都能做如此選擇,一是耕地有限,二是這對農戶家庭的勞動力資源、資金資本、生產能力有要求,并不是所有農戶都有能力流入土地進行適度規模經營,尤其在加入地租因素后,這種要求進一步提高。但對于有一定經濟實力、家庭勞動力充分、擁有農業機械以及具有修理機械技能的農戶,流入土地進行適度規模經營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以上結論的政策含義在于,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的決策內在于農戶家庭生計策略,受家庭資源稟賦影響,同時,家庭決策具有復雜性、綜合性和變動性,很難通過改變某一因素來推動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如家庭承包面積是無法改變的,而抬高地租能促進農戶流出土地,但同時也會阻礙土地流入者流入土地。從靜態結構看,在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決策中,農戶的類型化識別是清晰的,不同類型農戶進行土地流轉與適度規模經營的動力與條件差異明顯。故對于土地流轉與適度規模經營,需要將農戶進行分類并有針對性地促進或扶持。比如對于老齡農戶家庭和部分弱勢農戶家庭,維持他們農業經營的穩定性有利于降低整體社會成本,比起經濟效益,其所具有的社會效益更高;同時需要積極扶持、支持村莊中的經濟能人、種田能手流入土地,進行適度規模經營,以這部分人的積極的適度規模經營帶動土地流轉,即以流入促流轉。總而言之,推進土地流轉與適度規模經營更適合以農戶類型為依據、以農戶為核心來推進。

  • 責任編輯:w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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