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央在今年發出連續第16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一號文件。中央如此重視三農問題,可見三農問題本身的重要性和解決三農問題的艱巨性。

    從2004年中央發出新世紀第一個涉農一號文件至今,農村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大量“三農”問題得到了解決,新的問題也不斷涌現。新問題是在新時期必然要產生的,并且需要得到解決的問題。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賀雪峰認為,解決“三農”問題,需要情懷,更需要智慧。

    新時期的重要特征是中國進入了高速城市化時期。賀雪峰表示,城市化意味著大量農民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城市化首先是農村精英進城,農村人財物進城,農村因此出現了空心化。2004年,中央發布新時期第一個涉農一號文件,當時正在進行農村稅費改革,并在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和各種專門面向農民的收費。2001年,中國加入WTO,加速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越來越多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到了現階段,農村幾乎所有青壯年勞動力都進城了,并且越來越多農民全家進城買房,完成了從農村進城并在城市體面安居的歷史性進程。

    如何看待農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具備較好條件的農民家庭全家進城,以及農村人財物流出農村?賀雪峰向新京報記者表示,農村人口減少,出現空心化和老齡化,是歷史必然規律。2004年中國城鎮化率只有41.76%,2018年城鎮化率達到60%,短短15年時間,城鎮化率增加近20個百分點,城鎮化已由每年量的積累達到現在的質變,2004年的“三農”問題與當前的“三農”問題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當前“三農”最根本的問題是,在人財物大量流出的背景下,如何保持農村基本生產和生活秩序。賀雪峰認為,從生產秩序來講,大量農民全家進城,他們是農村土地的承包者,但是不再種地。而種地農戶僅靠自家承包地無法獲得適度的土地經營規模,存在“流轉土地以擴大經營面積”的需求。當農村土地承包者和經營者越來越分離時,采取何種農地政策,國家財政如何支農,就與之前存在完全不同的內涵。從生活秩序上講,過去農村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體系,有內生秩序的能力。現在農民發生巨大分化,農民收入也多元化了,傳統的村莊內生秩序機制已無法維系,農民盼望地方政府介入,比如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采取約束性強的措施……對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移風易俗僅靠社會內部力量是不夠的,沒有政府倡導,沒有政策支撐,沒有群眾基層組織的參與,農民辛辛苦苦進城務工經商的收入就會被浪費性的攀比消耗掉。

    賀雪峰表示,國家有責任和義務不斷依據農村實際調整政策,采取對策,給予“三農”工作大力支持。無論是過去中央提倡的鄉村建設,還是現在中央提倡的鄉村振興,都是要解決農村發展中存在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每年都有變化,我們不能操之過急。

    當前中國有6億農村人口和2億多農民工,占到全國人口的大多數。不僅農民需要依托農村和農業來維系自己“致富奔小康”的夢想,大部分進城農民工也仍然在城市缺少體面的安居條件,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進城失敗后還要返回農村,農村是進城農民工的最后退路,也是他們的基本保障。正是進城失敗的農民有退路,中國才有應對經濟周期的巨大能力。農村就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

    “三農”問題是全局性問題,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必然會出現的問題。因此,解決“三農”問題絕非一日之功。解決“三農”問題,最忌諱只喊口號和急功近利。我們必須要有歷史的耐心來完成歷史性的任務,在一個階段就做好一個階段的工作。中央連續16年發布涉農一號文件,本身就表明了中央解決“三農”問題的耐心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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