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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年回家,聽到一件新鮮事兒,去年村委會換屆(盡管名義上早已與其他村合并為社區,實際上仍然是各自為政),竟然出現了村主任的“激烈”競爭!

    如果只是我覺得新鮮的話,那還有離家日久,在書齋中不知世事多變之嫌,問題是,連村民都覺得新鮮。走親訪友時大家經常主動提起這事兒,并細數競選中的若干情節,都不免興味濃濃,其樂融融,很是歡樂好玩。

    競選村主任的主要有四個人,一個當村主任多年,已經50多歲,另外三人均無村干部任職經歷,其中年齡最大的40來歲,最小的不到30歲,另外一個也只有30多。四個人都是常年在村,前村主任靠種地為生,其余三人則是村莊的經濟能人,有的辦養雞場,有的搞運輸。競選手段其實很簡單,就是請客吃飯送東西拉票,甚至簡單到電話或者上門打聲招呼,倒是沒有聽說花錢買選票的。說其“激烈”自然是因其中一波三折的情節,先是前村主任請客拉票被舉報,率先取消了競選資格。而后三人分別姓孫、王和邵:邵年齡最小,辦了多年養雞場,有財力優勢,劣勢是年齡太小,家族人少。聽說他競選村主任我都嚇了一跳,邵比我小幾歲,想起來都是他小時候的“音容笑貌”,其形象無論如何都沒法跟“村主任”聯系起來。邵姓大概是村里排第四的家族,如今村支書即姓邵,但支書由上級任命,其上任兩年來幾無建樹,雖有村民非議,職務倒也無憂,只是要靠他來扶持一個邵姓主任難度太大。果然,邵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很快退出了競爭。孫家族最大,王姓雖然排第三,但在第二大姓(朱)無人競爭(與前任朱姓支書貪污被免開除黨籍有關)的情況下,憑借其兄弟多且村內通婚結成的姻親關系,以及與朱姓同在村東頭的地緣關系(村子以中央南北大街為界,習慣上被稱為東頭、西頭,家族聚居格局與之多有重合),亦可與孫分庭抗禮。投票當天票數不相上下,前兩輪都是王稍稍領先,直到第三輪孫才勝出。

    我沒有找到當事人,不清楚他們為此次競選究竟花了多少錢。問了一些村民,大家也只是說誰誰被請去吃飯,誰誰送了什么東西。我媽說,他們都打過招呼,投票前一天,王的弟媳(娘家就是本村王姓,與我家關系很好)送來十幾個包子,千叮萬囑讓我媽第二天一定去投王的票,我媽不知程序,就說:“你去跟他們說,我投王的票”,其實,我媽也不知道“他們”具體是誰。倒是在我爸(他戶口不在老家,沒有投票權)催促下才去草草投了一票,我爸的理由是:人家都說了好幾次,還送了東西,不去投票不“好看”。以我的觀察,父母的心理其實代表了大多數普通農民的心態。大家并不認為投票選舉是為了選出一位能給村里辦事的好干部,而是“選誰都一樣,當干部還不是為了錢”,一點人情就左右了選擇偏好。

    普通村民一如既往的政治冷漠更加反襯出村主任競選的“激烈”,長期平淡無奇的村莊政治也因這次選舉終于在普通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激起了一點漣漪。否則,大家終年辛勞于城鄉之間掙錢養家,各自關起門來過日子,生活里只有“經濟”和“社會”,哪有“政治”的半點兒影子。即便幾位村干部,除了經常在大喇叭里發聲的村支書和掌握公章的村主任,其他村干部基本上沒有什么存在感,反正普通如我父母者,都說不清會計、婦女主任是何人,也搞不清支書跟主任誰才能合法掌握村委會公章(村公章被現任支書從村主任手中拿走)。以往的選舉同樣平淡無奇,一來基本沒有競爭,二來村民大多沒有積極性到現場去投票,要靠千般動員才能勉強達到法定人數。這次選舉的“意外”,終于讓村莊政治難得地精彩了一把,恐怕也會因其“空前”而成為村民長期的談資,并最終成為村莊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吧。

    之所以給激烈加上引號,是因為這只是村莊縱向對比上的程度差異,若是放到全國進行橫向對比,老家這點事兒還真算不得什么,跟發達地區、城郊農村或資源富集農村動輒成百上千萬砸錢買選票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去年在東部某省調查,據說上次村委會換屆,候選人直接開車拉著整麻袋的現金挨家挨戶派發,競選期間村莊雞犬不寧人聲鼎沸,比春節還要熱鬧。其他農村競選的諸多動機中,爭奪村莊經濟利益者有之,看重干部身份的潛在政治收益(如獲選人大代表之類)者有之,純粹恩怨糾葛的意氣之爭者亦有之,等等。在這些利益密集的村莊中,必然形成各種謀利機會。可是,家鄉農村一直以來只是個很普通的農業村莊,集體資源極其有限,青壯年勞動力都跑到外面去掙錢去了,說明本地財富生產能力很低,哪有什么值得“拼命”去爭的利益機會呢?

    那么,村干部突然“吃香”,競選突然熱鬧起來,究竟所為何故呢?

    正是對這個問題的困惑,讓我第一次有機會仔細思考了一下家鄉這些年的變化,這些變化有的迅烈,有的悄然,放在一起琢磨,才發現其實是如此之深刻。其中有兩個變化是最值得關注的。一是鐵路建設和工業區建設,二是相當多在村經濟能人的崛起。

    鐵路建設和工業區建設徹底改變了村莊的區位條件。家鄉地處兩縣交界,距離縣城直線距離近20公里,所在鄉鎮一直以來也是農業為主,沒有什么工業基礎。無論經濟格局還是交通位置,都屬于非常邊緣的地區。2010年德大鐵路開工建設,在村東2公里處設置客貨車站,本縣隨即在火車站附近劃定大工業區,規劃面積10平方公里,其中化工工業園率先完成建設并已部分投產。這兩大建設征用了村莊大量耕地,更重要的是土地征用讓村民真實地看到了土地上的經濟價值。面積測量、權屬不清、財務漏洞以及工程承包商的好處費等都制造了可觀的灰色利益流量。前任支書在任十年,最后還是于前年栽倒在貪污征地補償款上。目前,大規模土地征用雖已暫告一段落,但火車站投入使用以及工業園二期建設等仍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利益,加上征地補償款中歸屬村集體的部分至今尚未使用,也難免讓人產生一些聯想。可以設想的是,三五年之內,若工業園運行順利效益良好(當然不排除另外的可能),家鄉的區位條件將進一步變化,那個邊緣化的利益流量微小的農業村莊或許將一去不返。

    鐵路和工業園建設還是村莊外部環境的變化,而經濟能人的崛起則從內部改變著村莊的力量格局。我統計了一下,目前僅僅是在村子周圍開辦養殖場和木材加工廠的就有六七家,若加上在村從事運輸、糧食收購、流動商販等業務的更是有十幾家之多,這還不算那些在外做生意但在村擁有土地和房屋,定期回村的人。如此算來,村莊內生的經濟能人數量還真是頗為可觀。更關鍵的是,這些經濟能人以青年人居多,大多是八零后。而且,根據我了解到的情況,許多目前還在外面打工的年輕人大多都有在未來某個時候回村的計劃,考慮到家鄉的年輕人很少有在工廠從事流水線作業的普工,而大多掌握一技之長,他們返鄉創業的積極性也就不難理解了。換句話說,將來村莊的經濟能人將會更多。即使目前在村的這些能人,他們對村莊的預期都是非常穩定的。同那些常年在外務工的人相比,他們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公私兩方面動機都要更高。北方農村特具的競爭性氛圍和合縱連橫的政治生態,也為這些經濟能人們介入村莊整治提供了社會基礎。

    另外兩個有助于認識經濟能人們政治參與的背景因素是:一是近年來村干部職業化加快,其主要表現就是村干部待遇的提高,除了在任期間工資待遇外(主職干部年工資在萬元以上),主職干部達到一定任職年限后可在退職后獲得養老保險。二是與職業化相悖的村干部虛職化。職業化本為通過提高待遇推動村干部專心村級事務,可現實卻是,村級治理目前基本變成應付上級各種檢查,在村莊公共事務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毫無作為。換句話說,待遇增加并未帶來工作責任的同步提高,而村莊治理資源匱乏導致的基層組織弱化又進一步加劇了村干部職務的虛化。普通村民雖然對公共服務有著極高的需求,卻對村級組織不報多少期望,也就對村干部難以形成有效的輿論壓力和監督。于是,當村干部變成一件非常輕松而又待遇可觀的好差事,為推動職業化而采取的物質激勵反倒進一步加劇了其兼業化程度。

    目前還很難準確判斷經濟能人們政治參與的動機,畢竟,這次選舉只是標志著他們正式參與的開始,一切還有待實踐來呈現和檢驗。只是從目前村莊輿論來看,村民似乎對此評價比較負面,一般都認為競選村干部的都是看中了土地征用和職務待遇中的經濟利益。從我以往的調查經驗來看,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基本可以成立的。

        總之,看來可以宣布家鄉村莊政治新常態正式拉開帷幕了。

        本文發表于《改革內參》2015年第10期,此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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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責任編輯:王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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