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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賀雪峰:巨變中的鄉村向何處去
  •  2015-03-28 08:52:48   作者:賀雪峰   來源:半月談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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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巨變中的鄉村向何處去

      最近10多年一直在全國農村調研,感受到了中國農村巨大的變化。2013年至2015年,中心師生連續三年利用春節返鄉機會撰寫回鄉記,2013年寫了60多篇,2014年和2015年各寫100多篇。從中心師生連續三年所寫近300篇回鄉記來看,雖然每個人的家鄉不同,看問題角度不同,所寫主題也不同,但所有回鄉記都自然而然匯成一個時代主題,就是當前中國農村正經歷史無前例的巨變。

      一

      在閱讀中心研究生所寫的回鄉記時,我發現這些年齡比我小20歲左右的同學普遍強烈地感受到了家鄉巨變,有趣的是,他們所記憶的小時候的家鄉,也就是上世紀90年代的農村狀況,竟然與我小時候的家鄉十分相像,這反映出上世紀90年代以前農村社會結構相對穩定。然而2000年之后,中國農村普遍出現了農民大規模進城務工經商,農民家庭收入越來越依賴村莊以外的城市工商業收入。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農村留下老幼病殘,普遍出現了空心化。

      將田野調查所形成的感覺訴諸統計數據就更有說服力了。2000年我國的城鎮化率為36%,2014年我國城鎮化率已超過54%,短短十幾年,我國城鎮化率提高了18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十多年時間,超過1/4的農村人口進城了,他們在城市就業,從城市獲得收入,主要時間都在城市度過。相應的,農村人口越來越少,農業對農民家庭收入越來越不重要。

      也就在這個世紀初,中國農村發生了三個層面的巨變。第一個層面是國家與農民的關系,數千年來國家都是從農村提取資源,皇糧國稅不可免,2000年之后,國家逐步取消了農業稅,而且拿出越來越多的財政資金支農,傳統的以收取農業稅為中心形成的國家與農民的關系面臨巨大轉型。第二個層面是農村長期穩定的社會結構的松動,不僅建立在家庭之上的村莊基本社會結構如宗族、門子等家庭聯合體受到沖擊,而且家庭結構本身也處在巨變之中。第三個層面是農民價值與意義世界的變化,傳宗接代觀念受到沖擊,為什么活,活著要干什么,現在成了問題。

      上述三個層面的巨變當然不是在世紀之交突然開始的。近代以來,中國開始告別已經循環數千年的傳統社會,走上了巨變之路。這樣一個巨變發生在各個方面,核心是工業化和城市化。但直到上世紀90年代時,農村仍然居住著70%的中國人口,農村社會仍然相對封閉,農村社會結構仍然穩定,一切都好像在變又未變。到2000年左右,農村變化到了一個關鍵節點,猛然間加快了速度,形成了令所有觀察者震撼的能量,以至于相對2000年以來的農村巨變,過去數千年的農村似乎沒有變化。

      二

      中國農村的這樣一種巨變,最顯著的是大多數農村青壯年離開農村。這樣一個變化是農民選擇的結果。一方面城市有了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一方面體制改革為農民提供了進城的保障。農民進城,中國農村一直以來人多地少的問題就有很大緩解,農民收入持續提高,農村貧困大幅度減少。同時,在當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農民進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壯年勞動力的進城,而不是全家進城,因為全家進城的成本太高,農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持他們家庭在城市的體面生活。

      據我們的調查,中國大約70%的農民家庭選擇了一種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即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年老父母留村務農。這樣一種家計模式可以同時獲得務農收入和務工收入,而農村生活成本比較低,可以讓農民家庭每年都有經濟的節余。有節余的日子才是比較好過的日子。但是,這樣一種半工半耕也必然出現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造成農村空心化,之前維系農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社會結構也開始瓦解。

      農民進城,對農民家庭來說當然是利大于弊,對村莊生產生活秩序則是弊大于利。正好國家自2000年以來開始大規模向農村轉移支付,不僅為農村最弱勢群體提供了低保和困難救助,而且為農民建立了廣覆蓋的新農合、新農保,緩解了農村中的絕對貧困。同時,國家也在大力改善農村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

      國家投入解決了一部分農村存在的問題,但國家投入不是萬能的。在傳統的維持村莊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力量弱化甚至解體,而又沒有別的力量來接替時,農村社會就出現了各種問題。

      這些問題不僅表現在垃圾遍地這種具體事情上,而且表現在人情惡性競爭、住房無序攀比、人際關系變得冷漠、賭博愈益普遍、地下宗教泛濫等等方面,幾乎涉及農村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層面。正是這些問題聚集起來,呈現出讓人震驚的鄉村圖景,觸動了每一個春節返鄉的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

      三

      毫無疑問,解決上述問題、重建鄉村生活的秩序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尤其是國家財政的支持。但是,國家向農村輸入資源,不能僅僅是把資源輸送到農村就完事,還應當讓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與農民自下而上的需求表達結合起來。資源下鄉若沒有帶來農民組織能力的提升,卻讓農民形成了依賴思想,農村組織能力更弱了,這樣的資源下鄉就很難說是成功的。

      中國農村規模巨大,幅員遼闊,區域之間存在較大差異。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已經形成包括農村在內的城市帶,隨著大量外來人口涌入,農村不僅沒有空心化,反而變得更加繁榮。從東部地區農村內部看,少數村民通過辦廠經商發家致富,成了企業家;大部分村民可以在當地務工,獲得養家糊口的收入;外來農民工則很難融入沿海發達地區,他們在發達地區賺錢,而準備回自己家鄉消費。也就是說,發達地區的農村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經濟分化,及由此而來的社會分化。

      中西部農村經濟相對欠發達,大量農村人口流出,甚至有農民全家進城不再種地,這些全家進城不再種地的農戶,將土地流轉給仍然要依托土地獲得收入的家庭,從而在農村形成了大約占農戶總數10%~20%的主要收入在農村、社會關系在農村、家庭結構完整、家庭收入不低于外出務工收入的所謂“中農”家庭,這樣的“中農”加上留守農村的老人、孩子,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結構,為國家資源下鄉和農村內生秩序形成提供了可能。

      國家可以為農民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但國家很難解決從國家投入到農民需求的“最后一公里”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普遍存在的,包括水利建設的“最后一公里”、通村公路的“最后一公里”、農技服務的“最后一公里”等等,它們主要不是工程問題或國家投入問題,而是農民組織化程度不夠的問題。

      基層村社組織很重要,因為農民有大量一家一戶“辦不好、不好辦和辦起來不合算”的事務。這些事務不僅涉及生產生活,也涉及村風村貌。鄉村優秀傳統文化的失落,孝道不彰、人情競爭失控等問題的發生,固然有城鎮化、市場化大潮影響的背景,但缺乏組織的原子化的鄉村對這些沖擊缺乏抵抗力,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一些親族關系密切的農村地區,在面對快速變化的社會現實時,往往能給予正面的回應,如通過族人協商,達成共識,有效地避免人情支出的惡性膨脹。這給我們以啟示,鄉村建設最根本的當是基層組織建設。在城鎮化的背景下,只有把基層組織建設與國家資源下鄉有機結合,才能回應農民對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需要,才能抓住巨變時代鄉村建設的牛鼻子!(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賀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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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責任編輯: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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